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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最新中国特工绝密故事 6 我是你的‘上线’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我是你的‘上线’



  韦夫和我乡党老吕的“合作”珠联璧合,完美无缺,极可能名垂千秋。现在,韦夫的天外之音刚刚飘然而去,老吕又不期迎来了另一个合作伙伴,他就是老吕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线”人物金深水。金深水找到老吕的那一天,我恰巧与老吕在一起,在他孑然一身的家里,时间是中午过后。我记得,他开始叩门的声音很轻,以至开始我们听好久也吃不准是不是在敲我们的门。那声音很缥缈,很不真实,也许更像是记忆中的声音,或者是在敲旁人的门。后来有一声敲得似乎有些绝望的用力,我们终于听清楚是在敲我们的门,便去开门
,看见一位银发老人,穿一套毕挺的西服,头上戴一项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根漆亮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种我陌生的风度。老吕的门大概从来没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不问来人是不是找他,反倒问我是不是找我的。我说怎么可能呢,便问来人找谁。

  他伸手一指,笑道:“找他。”指的是老吕。

  老吕纳闷地看看他:“你是谁?找我什么事?”

  那人爽朗地大笑道:“狗日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的‘上线’!”

  这真正是一次久别的重逢,前后相隔40余年。两人相认后,是如何兴奋激动,然后又是如何重温旧事,诸如此类,此处不表,我只想尽快转入正题。正题是什么?是半个月后,老吕突然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想听金深水的故事,就立即动身去福州,金深水将乘明日上午的飞机去福州,希望我最好马上出发,先他到达福州,到机去场接他,并陪同他去找一个人。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不过,后来我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老吕此次回来(不知从何而来)是想寻找一个人。老吕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在苏北某地,所以几天前两人就赶去那里,但到那里后才得知,那人其实在千里之外的福州。于是,两人决定马上再去福州,但老吕却临时被总部首长召见,要立即赶往北京。分身无术,老吕才想到我,决定给我“这个机会”。事实上,他们在去江苏时,我就怀着“听故事”的目的,想跟他们去。但老吕似乎看透了我心思,悄悄地走了,没我的份。想不到,峰回路转,机会又来了。

  我当晚就飞到福州,没有进城,直接住在机场,等着接老金。第二天上午11点钟,老金如期而来,然后我们连宾馆都没找,老金就急匆匆地照着地址去找人了。

  是一个中年妇女,我们找到她时,她一个人在家,刚吃过午饭,正准备午休。她是个现役军人,穿着军装,但说话温文而雅,对人客客气气,并不像一个军人。我敢说,她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下午,我带来的这位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会跟她讲起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讲的是她母亲的事情,也是701行动局早期的一些事情。顺便提一下,故事中有老吕的“身影”,只是故事中的老吕并不叫老吕,叫什么?大家不妨猜一下——

我叫金深水


  我叫金深水。

  我从美国来。

  我是你母亲的战友。


  我说的是你亲生母亲,不是你家乡那个母亲。你觉得我说的很荒唐是不?是的,这是我想得到的,我今天才从你家乡来,我知道他们什么也没跟你说。他们不跟你说也许是为了爱护你,也许是想等我来说,不过我到今天才出现,他们已不准许我说了。这次我去你老家,会见了你现在的父母,临别时他们再三要求我别来找你。我理解他们心情,确实事情到今天再来提起实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们也接受不了。也许我要早来30年,20年,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可我迟迟不来,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所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来了,我为什么至今才来,这本身就是个故事。这是后话,现在我不想说。

  刚才我说了他们--你现在的父母--叫我别来找你,我甚至都答应了,可我还是来了。我不尊重他们,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我是决计要告诉你的,告诉你事实真相是我一直的愿望,也是你母亲--我不得不说明是你亲生母亲--的愿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你平素未闻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感情,你的记忆和感情在忠实地告诉你,你现在的父母就是你亲生父母,你相信他们就像相信自己手上的一颗黑痣。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是没有记忆的,也请你相信我的忠实。你可以看得出我已经很老,我现在随便到哪一天就要80或者81岁了,死亡对我来说是转眼之间的事。你看,这满把皱褶的老脸,还有这手杖,这样一个老人,生活是真空的,他扳着手指计算着末日的到来,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你应该在生前把它完成,否则死不眠目啊。好,就这样,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能做这件事的人这世上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这世上唯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父母,他们对你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譬如说你真正父母到底是谁,这问题要他们是回答不了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前,我,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在怎样一个夜晚,怎样将你委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

  是的,我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心腹机关:保密局。我叫金深水,我刚说过的,这名字在大陆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也许在某个党史馆里的某一册子上会有一定记载,仅此而已吧。但在台湾,在台北,在国民党军队里,这名字一度发出过铿锵的声音,就像总统府的一块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来?嘿,一个特务让你随便一眼看出来还了得,还叫什么特务?不要说你,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她跟随我那么多年,我几乎就在她眼皮底下工作着,她都不知晓我的秘密身份,这次我向她说起,她简直不相信。

  是啊是啊,我早就认识她--你现在的母亲,她是我一个远房姨娘的女儿,四十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找到了我。当时我在杭州警官学校(戴笠的人材基地)当教官,而且刚做父亲,家里正少人手,我就把她留在家里,以后一直跟着我,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直到1949年3月9日晚上。啊,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就是那天晚上,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的,交给我表妹──你现在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离开了我,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抱着她自己一岁多一点的儿子。那时候,你才4个多月,不可能有记忆的。

  唉,那天晚上,天也像现在一样下着雨,你被我装在一个旅行袋里拎回家,一路上我鬼鬼祟祟的,像是拎着一袋偷来的脏物,害怕你随时的啼哭把我出卖。你倒是好,始终没哭一声,我几乎一路都在感激你的沉默。可到家一看,才发现真是可怕啊,你知道怎么了?原来我把拉链拉得死紧,中途又没给你透气,你差点就给我闷死在里面。幸亏天在下雨,雨水淋湿了布袋,总算有些水气透露进去,要不我这辈子都要向你母亲忏悔。你不知道,你母亲为生下你把她一切全都抵上了。

  就是那天晚上,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杀害了你母亲--亲生母亲。1949年3月9日,这个日子,我说你可一定要记住,那是你母亲遇难的日子,过去的几十年,我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纪念你母亲,以后该由你来纪念了。也许我会很快地老死,那么请你记住这个日子就更加必要了。

鸽子已打入厢房


  好,我必须控制老年人东拉西扯的习惯,赶紧讲讲你母亲的故事。说真的,我已记不太清我第一次是怎么听人家说起你母亲的,好像是在理发店,我的联络员,一个一只脚有点瘸的老头子,是个苏北人,没有家小,只有一个哑巴徒弟,他开着一爿理发店,却是我们传递情报的站地。有一天,我去理发室,和往常一样,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喧,闲扯中夹杂着理想的暗语,问他近来生意如何。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


  “啊长官,我真是有福气,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手艺,常找我来理发。”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志!

  我说:“恭喜你啊。”

  他说:“哪里哪里,要恭喜的是您啊长官,听说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

  这就是说:这位同志很可能将直接与我发生联系。我马上感到了体内燃烧的热烈。从理发店回家,我几乎紧急地取出了老头在替我洗头时塞入我衣袋的纸片,是半张32开的信笺,上面这样写道:

  鸽子(女)已打入厢房,近日可望一见,接头暗语:鸽子向你打听她老乡--一位你处姓秦的参谋,你如实回答即可。握手。老A。47年5月7日。

  厢房指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说真的,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暗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却是我多年梦想实现的日子。这个日子太伟大了,有一种神灵降临的奇妙,我既觉得难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的时刻出现,那就叫幸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头上刻画一个象形文字一样的使你身心癫狂,瞬间的感受成为你绵延的记忆长河中一个闪光点,永远光芒四射,鲜活如初。

  也许首先我该让你明白我当时的处境,那样你就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你对国民党保密局的历史,包括它“地下组织”的历史了解多少,是不是要我谈一点?好,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负责暗杀、收集情报、通讯等任务,初创于1932年春天南京,开始名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再发展扩大,改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总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省市均有站区,组织庞大,声势吓人,权力至高。特务头子戴笠一直为该机构头领,以阴险毒辣著称,深得蒋介石青睐,在他统治下,军统势力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46年10月,戴笠丧生不久,军统局整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总部由重庆迁至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屈居为副局长。一年后郑被毛挤走,毛升任局长。

  这机构素来是蒋喜欢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敌,我们先后有不少组织遭他们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包括著名的吉鸿昌将军、邓演达、张露萍等我党领导。一年春天,从南方的竹林里出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满脸胡子和深刻的皱纹,穿着油亮的对襟衫,腰上别着一把枪--人们是这么传说的。他名叫张蔚林,曾经是一个乡绅的保长,就是这个人,首先结束了军统没有“地下”的局面,成为我党第一位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认识我并且发展我成为他同志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点儿梦一样的气氛,现在想来仍有这种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张夸张的阴郁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险,却十分亲切--这大概就是梦的效应吧。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红区工作多年,在那里脱掉了他油亮的对襟衫加入共产党,后转入秘密战线,先为杭州国民警官学校电训班八期学员,毕业后打入军统,在电讯处总台工作。这个人要叫戴笠羞耻的,仅仅几年时间,也许是三年,他先后发展了我、杨恍、冯伟庆、安运、赵力等六人成为他同志,并且至死不渝。那几年,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我在你母亲的故事里几乎动感情地插入张蔚林的故事,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他是首创军统“地下史”的奠基人,不提及他是不公平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觉得他的意义是无穷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蔚林因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唯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唯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想念的东西仿佛都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也许你会说,我应该自己发展同志,自己开创一方天地,像张蔚林一样。说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因为我太缺少张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胆识,和梦一般的组织才能,我是一只手,需要放置在一个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楼里长大的,十岁还不敢独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能这么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让我痛苦地认识了自己。生活总是不断地帮你认清自己。每当我相起这段岁月时,我总觉得羞愧,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最暗淡而难堪的岁月。也许我可以用当时环境恶劣的事实来开脱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惩罚,咒骂,因为我让延安失望了。我对延安的忠诚,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谅自己的良心和理由。我恨自己!起码恨自己那段暗淡的岁月。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是多么需要同志配合,或者让我配合他。我知道,我这只手只要有支撑点还是十分灵巧而有力的,我是一个上校军衔的副处长,我手头的油水足能养活成千上万的革命同胞。然而现在它在我手里发臭、霉烂,不可驱散的毒气吞噬我们同志,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只困兽,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时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地寻找着一句想念中的暗语,又把一个个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亲人的玄想之中。理发店作为我当时唯一的关系,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把头发理了又理,总以为剪子剪去我头发的同时也将一刀剪掉我当前晦暗的岁月。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母亲--鸽子。

  鸽子,你母亲的地下工作代号,像我叫牛头一样。

保密局的周末舞会


  我和你母亲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

  谁都知道,戴笠在军统曾有过一个基督徒的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结婚。然而这规定不是禁欲主义的,军统的舞会每周开放,而且绚丽多姿。人们说,伊丽莎白在军统的舞场上同样会受到多面夹攻,那里的人个个色胆包天,厚颜无耻,善乐于争风吃醋。他们把枪藏在裤袋里谈情说爱,像所有光棍男人一样,热情洋溢,求胜心切。他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撩人心
魂,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譬如说穷追不舍,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总是有些轻薄,或者说软弱。他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他们收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出阴谋:杀人的阴谋。戴笠把这帮走狗训教得服服贴贴,忠心耿耿,无疑是他的高明。戴笠葬身后,尽管人走茶凉,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故有的传统,男人照样不要结婚,舞会照样绚丽多彩。

  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拣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它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晚我就要显眼得让谁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但这不影响她听我,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雅安人(四川雅安),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但也不见得,我在“汪精卫时期”曾在武汉碰到过一个雅安少女,才17岁,是个接线员,她给我印象是在漂泊的乌篷船里长大的,有一种船上女人特有的风骚劲。当然我妻子是温良的,柔弱的,当初张蔚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她做同志,理由是她目光充满的“顺从意识”(不是反抗意识)。她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她曾帮我们做过多少好事。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女人个个脂颜粉面,矫揉做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像煞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我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窥视,一张放大的苹果脸引起了我注意,因为她几次旋转着看我,目光亲切温暖。我几次想象她向我走来,坐在我对面椅子上和我秘密攀谈。后来,我发现她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已叫我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条绵绵蛆虫。上帝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肉体艳遇,而是理想的“艳遇”--请允许我这样牵强地说。是,那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场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碗沿上。

  好,我要尽可能讲得简单明了,舞会中途休场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眩目。她正跟我妻子交谈着,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一眼,掉头问我妻子:

  “这是您先生?”声音有点嗲。

  我妻子点点头,很矜持的。她很快站起来,让我坐,也许还说了一句客套话。

  我说:“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你坐。”

  她又坐下去,给我妻子看她黄灿灿的金表。我妻子懒懒地看,已经有点看得出的不耐烦。这时我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她瞥去,开始我觉得她生得简单,只能说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罢了。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妒嫉心理,也许是由于经验的教唆。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里,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恶毒地使用”--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话,你应该听说过。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脸上同样有种梦的气息,漂亮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非但不深刻,也许还是错误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就像看见风一样的看到了她的目光,同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宁静得几乎是抽象的草原,和一条清明的小河,河水里波动着鹅黄的阳光。我知道,这都是我关于家乡的诗情的记忆,它们经常出现在我感受斯特劳斯恬美音乐的心灵里,现在它为一种目光所唤醒,我感到热烈,感到身体里有种东西在吝啬地燃烧。我贪婪地窥视着她,希望领会她外表的真正含义。

  不久,我似乎又有新的发现,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漂亮女人,不像我开初看到的简单无趣,而是神秘的,复杂的,要看透她几乎需要对她面部进行分割地看。在她脸上,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双眼睛和一对酒涡。当你重视她下半张脸时,那对甜蜜而快活的酒涡就会使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亲切、可爱代表了她,她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外表热烈,内心简单,也许稍有钱财的男人都能得到她的爱。然而,当你目光渐渐上移,凝视她的双眸,久久地凝视,你就会困惑地发现,一种智慧--成年人的智慧--正在她脸上稍稍地增长,冷静、深邃成了她全部,无聊的男人将为此懊丧,因为他们害怕智慧的考验。从这张面孔上,我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一个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着她情感,另一个却在压抑地呻吟,压抑和孤寂使她变得敏感、多疑,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当我把这两个世界融会贯通,我就觉得她神情之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风流,一种凝重的娇态,不是初发的娇态。这时候,我几乎渴望她掉头来向我打听她老乡,因为我已承认她是特殊的。我希望她就是“鸽子”。

  突然,她装得像刚记起什么来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眼神的这样问我:

  “上校,我想打问一下,你们二处是不是有个桂林人,姓秦,他可是我老乡呢。”

  天哪,果然如此!

  我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诉她,是有个姓秦的人,叫秦时光,系中校参谋。这个人注定要成为我们的牺牲品。他当时也在舞会上,我以一个抽象的阿拉伯数字出卖了这条前途黑暗的走狗。

  又一曲舞起时,我注意到姓秦的好似一只饥饿的苍蝇,始终回绕在你母亲身边,脸上堆满夸张的微笑。我可以想象,你母亲刚才一定是在他身旁故意夹杂出一两句混浊的桂林话,他便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这个从桂林乡下出来的穷小子,一个臭皮匠的儿子,我深悉他虚荣又贪婪的本性,有人恶毒地攻击他,说他眯起的双眼--他生有一双眯亮的鼠眼--从来只为上司和女人发光。我想这种评价除了有点夸张之外,更多的是贴切。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不可怕,但可恶。我不知他是怎么混入军统并且一再受到关怀,始终滞留在总部“吃香喝辣”,有人想赶也赶不下去。在同事间,他虚伪又媚俗的为人已使人讨厌,然而他自己并不讨厌。一个没有多少真本事又缺乏家族荣誉的人,能够在一群魔鬼中偷生,凭靠的就是“虚伪和媚俗”这两根拐杖。

  后来,我故意和他打招呼,把他喊过来。我知道,这样他一定会炫耀地把你母亲带过来介绍给我,同时也一定会讨好地请我妻子跳舞。然后我便毫不犹豫地牵起你母亲的手,与她一道旋入幽暗的舞池。分手时,我的右手已从你母亲潮湿的左手里接回一张纸条,我把这只庄严的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块擦嘴的手帕,一举一动都是人皆有之的,但却贯穿了深刻的内容。我们的配合一开始就显得惊人的默契。

  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制的明月--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月光像水样铺开在大街上,房屋的墙沿上,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我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我,我的出现使它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我也没感到凉意,我只觉得宁静,而且这种宁静几乎是完整的,我甚至都不愿打破它,就在月光下细阅了你母亲给我的纸条。内容有二:

  1、请我尽快弄清一号监狱新址(我知道),和关押在内的张世雄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及地点;

  2、三天后参加“红楼会议”。

红楼会议

  第二次见面就在三天后的“红楼会议”上。   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至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三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又琢磨(琢磨不出名堂),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慧胡同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八点半钟,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刹在我身边,有人打开后门将我紧急地拉扯进去。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事了,车上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一头血湿的绷带,只露出一双晶晶黑眼和一口唇红的嘴巴。但车子刚开动,那人却轻巧地坐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并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才看出“伤员”正是你母亲。   作为我至南京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我记得真切,会议有六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个到会的,我上车后,他们跟我一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你母亲想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下来,有人却说:   “别扯!”   这个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北方口音。他自称是老A,让我好一阵激动。我知道,老A就是我们当时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头脑,从中央下来,是一名中央委员。在这么一个小会上见到他,我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我知道这个老A并不是真正的老A,而是代表老A的老A,这种老A我想当时在南京也许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会上,老A首先明确,红楼小组从此成立,今后将不定期聚会。这个消息很鼓舞我,我有一种投入组织怀抱的温暖感。然后他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再度挑起内战,“战争的风雨一时也许停不了”,要我们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打持久战”。在布置任务时,他说以后工作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工人中组织武装队伍这两个方面。   我左边突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是不是不搞了?”   我不记得老A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提这个问题的是个青年,书生模样,但性子似乎有点急,提问的方式也不机智,几乎马上让我猜到是个学生。他的眉角有一块猪肝色的红记,这对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后来,年底的会上我就没见到他,听说是被捕了,不久我又听到他被杀的消息。他是我们小组上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 一个暗号叫“红胡子”的山东人是我们几人间年纪最大的,也许有五十多岁,额梢上有一撮下滴的白发,暗示出他古怪的性格。我和他在那天会上闹了点不愉快,但起因记不清了,也许是为营救张世雄等人观点上有分歧吧。他后来很快离开了我们,据说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无锡。坦率说,我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身上我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气。 还有一位同志当时坐在我右侧,是个魁伟的人,二十五、六岁,长着一头神秘的红头发,也许是染的,我不清楚。他乔装车上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并且有一个医生的暗号,叫“一把刀”。他在那天会上几乎没说一句话,以沉默而为我注目。很不幸,他几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几天里暴露了身份,在拒捕中被乱枪打死。   现在我又看见了你母亲,她坐在单架上,在我们中央,穿一身坚硬的黑色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她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她突然说:“我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   就这样,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三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作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没人不准她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她性格的一次暴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为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为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话说(我太太后来变成个基督徒),她是一个“炽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是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作为她的战友,我将不断目睹到她“炽热的金的”一面,而那些刽子手,也许会迷醉于她“柔软的银的”表面。   她果然说了不少,也许比我们五个人加起来还要多。我现在已记不得她讲的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胡蝶迷,你就是把她们脑壳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情报。”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了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常常去那里行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歇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了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她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复去,却从不厌倦;她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她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   置身这群缺乏敌意甚至缺乏敌意想象的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了无聊的孤寂和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焦躁,所以她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室,希望组织上给她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清楚,她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腋窝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   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A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去更有价值的处室)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散会前,我们为自己炽热的信念所驱使,大家围成一圈,伸出十二只虔诚的手叠在一起,齐声高喊:   “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象,要完成老A或者说代表老A的那个老A交给我的任务:帮你母亲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答应下来,不是因为我有条件完成,而是无理由拒绝。我们甚至连死都无法拒绝,还有什么可以拒绝的?保密局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初,由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和军统局内部反戴势力的作用,戴笠的亲信毛人凤并没有当上局长,局长的宝座上坐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只当了个副局长。但毛凭着蒋对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内部浙江派雄厚的势力,并没有把郑放在眼
里。郑觉察到毛的威胁,一度扩张自身势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毛的浙江派,和郑的广东派。郑、毛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互相拆台。这时候,他们用人治人都讲究亲信嫡系,一个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进保密局核心机关,无疑有很大难度。我旁敲侧击试探一下,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在又一次舞会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难度告诉你母亲,你母亲一言不语,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种不愉快的沉思之中,脸上有一种凝固的受苦难的表情。但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一群怒放的鲜花中有些失态,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饮而尽,接着咯咯大笑起来,就像一朵恶毒开放的虞美人,妖艳又性感,一下把她刚才的失态淹没在笑声中。我身体几乎马上有种被目光烫伤的不安感,因为我看见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来,那是你母亲老乡秦时光妒嫉的目光。当时他正跟我妻子在跳舞,但你母亲的笑声惊扰了他,没等曲终,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

  你母亲说:“也许我得好好使使这把刀(指秦时光),他爱上我了。”

  我说:“他是毛人凤的一条狗,当心激怒他咬你。”

  “不会的,”你母亲说,“他在做梦,一只狗正在做梦呢。”说着又咯咯笑起来。

  秦时光过来问我们在笑什么,你母亲笑着说:“我们在说一只狗做梦的笑话,哦,老乡,你应该想办法帮我弄到这样一只狗,它从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檐下的走廊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做着一个个美梦,从不站起来一下。因为从来不站起来,一只燕子就在它温暖的胸脯上筑起了窝。”

  秦故作地说:“这样一条狗,需要有人打断它三条腿,弄瞎一只眼睛,还要把它的舌头割了,牙齿拨了。”

  我妻子说:“那太残忍了。”

  你母亲说:“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你母亲有一次重要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起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似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三百年前,一位道士曾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石砌的庙宇刚刚落成,一夜间便倾塌为一堆废墟。那天我们看到一顶破旧的尖塔和一个房屋的地基,这便是不朽的法场消失的最后一个象征。我们在历史的石阶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三点钟的灼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六月的芜杂的茅草,空气间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草的花香。在我们目极之处,城市散漫地座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龌龌龊龊,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我已记不得那天以前的一个月来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些时间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有些时间又可能什么都会发生,那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似乎什么都发生了,起码什么都可能要发生了。

  你知道,由于郑、毛两人的矛盾关系,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完成老A交给我的任务,将你母亲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但那天下午,你母亲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蒋介石对郑介民的不信任,为驾空郑,又不想让其觉察,毛人凤和蒋介石私下开设了一部无线电台,随时在进行秘密联络。这是保密局内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内也许只有毛与秦时光两人知晓。你母亲正是从秦那里探听到这一秘密,我马上激动起来,兴奋地说:

  “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颗大树。”

  “是啊,”你母亲说,“我也这么想,但光知道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时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郑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很难器重我。”

  我说:“那些东西怎么能弄到呢?”

  你母亲说:“偷!”

  “偷?”我说,“那太冒险了。”

  她说:“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它办法,只有冒这个险。”

  我说:“去哪里偷呢?”

  她说:“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一样在睡大觉、写情书,人们讨厌他,指责他,说他在处里纯属多余,嚷着要把他赶走,赶到下面去。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个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也小看了他。

  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14把簇新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

  “我已约他今晚去我家作客,希望你成功。”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你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而我这次行动风险之大使它“最后一个”的可能性也增大到了极限。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隐秘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一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利的警报声。14把钥匙对我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它们将给我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我地狱之门。去冒这样的险无异于赌博,任何力量或心智都无法决定成败,成败只挂靠在“运气”两个字上。

  然而上帝在那天晚上突然向我伸出了仁慈的双手,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两道门,三只铁皮箱总共五把锁)不在这14把簇新的钥匙中,没有一次惊恐的经历让我持续得太久,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蛛迹,没有人看见起点,也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的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觉得这声音像枪声一样震耳欲聋。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离开她那里时,我怀着一种丧魂落魄的快乐告诉她:

  “一分钟前我已把一切甚至连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镜子(相机)里。”

  以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想象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郑调至身边,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第三只眼,是他的“秦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神奇到这样地步:既“亲爱地”扯着郑介民的臂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都有她的视野和触角。就这样,保密局的两大世界被你母亲连贯起来,融为一体,那时候,保密局没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不知晓的。我说过,什么事情恰恰都会发生在一个时间里,同样什么事情有时往往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你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被她不可想象地创造出来,她撑起双手,就把保密局的地下世界支立起来,而且这世界还相当发达。我们活动于此,游刃有余,一点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闭和危险;我们置身其中,既看到了遥远的星辰之外的奇观,也看到了深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亲像是一面巨大的无穷无尽的镜子,保密局的一切细微、奥妙无不显现在她的镜子里。

  以后你母亲就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窗前那条石子路上经过。除了舞会上例行的联络外,有时候我们也紧急地联系,譬如说我在她经过我窗前时突然地启窗,或者她在我窗前悉心化妆,那都是我们有急事相告的暗号。我记得有天下午,她在我窗玻璃外面停下来,又是照镜子又是涂唇膏,动作十分夸张又持久。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杨丰懋这个名字。


真正的老A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过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A,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糸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会。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5月份到保密局的,6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7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秦时光”。然后在8月里,你母亲最
重要的事情是和杨丰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偌大一个南京城也许没有几个不知晓这场婚礼的,这场婚礼隆重、浩大得像一个战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战役。

  我没有去参加他们婚礼,还不够格。但从报纸上,我看出杨丰懋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在水西门拥有自己豪华公寓。以后,你母亲就住在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汇聚到那里,在那里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就是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A。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就这样想,而且从那后我把自己对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及你母亲。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A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溶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A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妆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义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传播,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A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它都有些“生份”,那一定是回忆的不确切或者表达得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为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化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怀孕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的是不?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罗嗦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罗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走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
,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作“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临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糸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糸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的很多,甚至一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过一会,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作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

  老A!!

  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桂花街17号已叛变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
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象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象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缈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间谍,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我可以说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拔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沦。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

  “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嘎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勿勿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

  “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糸。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止在一痤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恐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重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列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哪?”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墩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人,”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

  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带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他插嘴说:

  “他们被捕了。”沉默一会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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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小说故事 / 转贴最新中国特工绝密故事 1 奇特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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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序曲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转贴最新中国特工绝密故事 2 雄狗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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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狗雌狗


        尽管钱院长,还有我们吴局长,对我带回来的人存在着生理缺陷这一点早已有一定心理准备,但当阿炳亲身立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感到难以接受的失落。

        由于旅途的疲劳——一路上阿炳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他在嘈杂的人声里怎么睡得着——和旅途中造成的脏乱,以及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再加上他病眼本身就有的丑陋,阿炳当时的样子确实有些惨不忍睹,可以说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要有多落魄
      就有多落魄,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对我来说,最担心的是他在老家神奇有余的耳朵到701后会变得不灵敏。所以,事先我再三交代他,到时间——等首长们来看他时——一定要给他们“露一手”。事后看,我这交代是弄巧成拙了,因为他认定我是个好人,对我的话绝对言听计从,我这么一交代以后,他时时处处都不忘“露一手”。结果来的人,不管谁开腔说话,也不管你是不是在跟他说,他都当作在“考”他。于是正常的谈话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只听他左右开弓地在“应试”——

        “你是个老头子,少说有60岁了,可能还经常喝酒……”

        “你是个烟鬼,声音都给熏黑了……”

        “你还是那个老头子……”

        “嗯,你比较年轻,顶多30岁,但你的舌头有点短……”

        “嗯,你的嗓子好像练过,声音跟风筝一样的会飞……”

        “嘿嘿,你还是那个老烟鬼……”

        说话间,院子里突然传来两只狗的叫声,阿炳一下子屏声静气的,显得十分用心又使力地倾听着,以至两只耳朵都因为用力而在隐隐地动。不一会儿,他憨憨一笑,说:

        “我敢说,外面的两只狗都是母狗,其中一只是老母狗,少说有七八岁;另一只是这老母狗下的崽,大概还不到两岁。”

        狗是招待所养来看门的,这会儿招待所长就在首长旁边,首长掉头问他:

        “是不是这样的?”

        “也对也不对,”所长答,“那只小狗是雄的。”

        阿炳一下涨红了脸,失控地叫道:

        “不可能!绝不可能!你……骗我!你……是个坏人,捉、捉弄我、我一个瞎子,你……算什么东西!你……你、你是个坏人……”

        气急败坏的样子跟我在陆家堰见到的如出一辙。

        我赶紧上前安慰他,一边对所长佯骂一通,总算把他哄安静下来。完了,我示意大伙出去看看。一边出门来,一边听所长嘀咕,说那只小狗从去年生下来就一直在他眼皮底下,雌雄他哪能分不清。但当我们走到院子里,看见那两只狗时,所长愣了,原来他所说的那只雄性小狗并不在现场,在场的两只狗中只有那只老狗是他招待所的,另一只是机关食堂的。而这只狗和他们招待所的那只雄小狗是一胎生下来的,而且的确是雌的。

        听所长这么一说,大伙儿全都愣了。

        完了,局长拍拍我的肩膀说:“看来你确实给我带回来一个活宝。”回头,他又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所长说,“按干部待遇安排好他吃住,另外,给他找副墨镜戴上,晚上我再来。”

      听力测试


        这天晚上,首长亲自带着我们局长等一行人,这行人又带着20部录放机和20个不同的福尔斯电码来到招待所,在会议室摆开架势,准备对阿炳进行专项听力测试。测试方式是这样的,先给阿炳听一个信号,给他一定的时间分辨这信号的特征,然后任意给他20种不同的信号,看他能否从中指认出开始那个信号。这感觉就好比是在阿炳面前坐上20个人,他们的年龄和口音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都是20岁左右,都是同一地区的人,首先安排张三随便地跟阿炳说上几句话,然后再让这20人包括张三,依次跟他说话,看他能否从一大堆口音中把张
      三揪出来。

        当然,如果这20人都是中国人,说的都是国语,我对阿炳是有信心的。但现在的情形显然不是这样,因为阿炳对福尔斯电码一窍不通,也许听都没听过,就好比这20人说的都是外语,那么我觉得难度就很大。何况事实比这个还要复杂,还要深奥,因为再怎么说外语总是人在说的,是从人的嘴巴里发出来的,这里面自然还有些共性可循。狗也是这样,在陆家堰的很多夜晚,阿炳正是从变化了的狗叫声中破解流贼入村的机密的。这也就是说,阿炳对狗叫声是熟悉的。而电波这玩艺对他来讲纯属天外之音,世外之物,他可能想都从未想过,更不要说打什么交道了。所以,对晚上的这种测试,我基本持悲观态度。我甚至觉得这样做是有点离谱了。

        但阿炳简直神了!

        也许对一个非常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种种非同寻常的、在你眼里不可理喻的奇事怪情组成的,你担心他们某一件怪异事做不下来,就好比穷人担心富人买不下一件昂贵之物,本身就是杞人忧天,同时这也成为证明你现在不是、今后也难以当上奇人或者富豪的最直接证据。

        测试的过程有点复杂,但结果很简单,就是阿炳赢了。不是一局一胜制的赢,也不是五局三胜制的赢,而是全赢。全赢也不是五局五胜的赢,而是十局十胜的赢。期间,阿炳除了不停地抽烟,似乎并没有更出奇的依靠或者更神秘的魔法。

        要说清楚测试情形是困难的,但又不能因为困难而回避不说。你也许知道,福尔斯电码是国际通用的电讯语言,不管明码还是密电,电文均将译成若干组电码,而每一组电码一律由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俗称“千数码”。考虑到阿炳对电码不熟悉,第一次测试,工作人员让他听了10组码,算时间的话大概有近半分钟。这就是“听样时间”,如果在这时间内不能对“样品”留下足够的特征记忆,那么以后你必然无法将它从一堆电波中指认出来。听完样品后,工作人员开始制造混乱,相继打开8部录音机,也就是放出8种不同的电波声,每一种播放10组电码。阿炳听罢,均一一摇头否认。第九次播放的就是他刚才已经听过的样品,依然有10组码,但才播放到第4组时,阿炳便果断地摁灭烟头,说:

        “就是它。”

        没错,就是它!

        阿炳赢了第一回合。

        后来的回合和第一回相比,程序和内容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样品码在依次减少,如第二回合样品码已减至9组,然后逐一减少,到第十回合时,样品码只剩下1组。毫无疑问,样品码越少,听样时间就越短,相应的辨别难度也就越大。但对阿炳而言似乎都没有难度,都简单。从第一回合开始到第十回合结束,没有一回叫他犯难的,更不要说出错了。没有错。非但没有错,而且每一回合他都是提前胜出的。而最快的是第五回合,他只听了一组码便击掌叫起来:

        “行了,就是它!”

        这个晚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万分震惊和鼓舞
      练兵


        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

        根据阿炳已有的天才本领,我们吴局长率先向首长提议,力荐阿炳马上投入实际侦听工作,并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赞同。在提议的背后,也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主要有三条:

        1.虽然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并不懂,但晚上的事实充分表明,懂与不懂跟他无关,不懂
      他照样能去伪存真,百里挑一。如果要等懂了才上机实战,那就不是他奇人阿炳了。

        2.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通讯系统,不管怎么变动,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和特征。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对方五十多套频率(几天中又可怜地增加了几套),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样品”。虽然那些未知敌台的声音不会跟这些“样品”的声音一模一样,甚至在常人听来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对能够把两条狗的血缘关系及雌雄辨别出来的阿炳来说,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在差异中寻求到蛛丝马迹的共性和暗合。

        3.至于阿炳不会*作机器就更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给他配上一个甚至几个701最出色的侦听员做他的助手,他们会给他解决实战中面临的所有具体*作问题。事实上,阿炳神奇的是他耳朵,我们要使用的也只是他的耳朵,等等。

        我是当事者中惟一的反对者。但吴局长包括众多赞同者说得那么头头是道,以至把我都差点说服了。不过,出于谨慎,我还是道出了我反对的理由。我这样对大家说:

        “也许我比大家更了解阿炳,阿炳是个什么人?奇才,怪人。奇在哪里?怪在哪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一方面显得很天才,一方面又显得很弱智,而且两方面都很突出且不容置疑。我认为,缺乏正常的理性和思辨力,这是体现阿炳弱智的最大特征。在生活中,阿炳认定事物的方式和结果总是很简单,而且只要他认定的东西,是不可改变和怀疑的。这说明他很自信,很强大。但同时他又很脆弱,脆弱到了容不得任何责疑和对抗。当你和他发生对抗时,他除了自虐性的咆哮之外,没有任何抗拒和回旋的余地。关于这一点,局长在下午应该有所体会,而我通过这几天的接触则深有体会。请相信我的感觉,阿炳的脆弱和他的天才一样出众,一样无与伦比,他像一件透明的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一样,经不起任何碰击,碰击了就要毁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根据阿炳已有的表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这样不做任何准备,派他直接上机实战,未必就一定会影响他天才的发挥,他剑走偏锋,一下来一个出奇制胜,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相当大。但我认为光可能不行,可能性很大也不行,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因为如果一旦出现失利,失败将极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如大家说的,我们不能把阿炳视为常人,如果是一个平常人,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领,我们又是那么求胜心切,不妨就这样盲目地让他去试一下,如果行,最好;不行,再回头来给他练练兵,等练完兵后再重新上阵也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是他不是常人,我们不能拿他去试,去冒险,因为万一不行,阿炳可能会由此对侦听工作产生无法消除的恐惧和厌恶,甚至很可能以后他一听到电波声就会咆哮,就会发抖,就会疯狂。这样他的天才,他天才的一面,对我们701来说就意味着被报销掉了。谁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上机一定能剑走偏锋,在短时间内找到敌台?谁又知道他忍耐的极限时间有多久,是一天?两天?还是半天?还是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好,给他一定的练兵时间,让他在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再投入实战……”

        我的声音——余音——在会议室里静静地盘旋,大家静静地等待着首长发话。首长在众目睽睽下立起身,一步一停地走到我面前,然后又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我听你的,我把他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动用我701任何人力和设备,只要是对他练兵有利的。”

        “给我多少时间?

        “你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了想:“半个月。”

        首长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给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你必须把人给我带进机房,而且必须是万无一失的,拿你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不是冒险的!”



      眼见为实


        一个星期等于7天。

        7天等于148个小时。

        减去每天的睡眠时间,还有多少小时?


        我成为侦听员是接受了8个月的培训,要算课时大概在两千节之上,而且大多数侦听员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有一个姓林的北方人,是女的,开始在我们总机班当接线员,然而一个月下来她居然把701那么多人的声音都认清并牢记了。有这个本事当然应该去当侦听员。于是在我们毕业前3个月,她成了我们队上的插班生。当时教官们都不相信她能随我们如期毕业,但毕业时她各科的成绩都在大部分人之上,尤其是抄收福尔斯电码的速度(这绝对是我们的主课),遥遥领先于全队所有人,达到每分钟抄收224个电码的高速,几乎是当时我们全队平均成绩的双倍。一年后,在全国邮电系统举行的福尔斯电码抄收比赛中,她以261码/分钟的优异成绩勇夺桂冠,一度被系统内部人誉为“天兵神将”。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一个礼拜是训练不出一个侦听员的,即使阿炳的本事在人家“林神将”的10倍之上,这个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但我是不可能增加时间的,谁也不可能。所以,我想,惟一的可能就是“偷工减料”,不指望把阿炳训练成真正合格的侦听员,而只是用这短短的时间尽量灌给他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比如福尔斯电码,他起码要听得懂;另外,对我们已经找到的敌台,他应该反复地听录音,听出它们的特征和差异。前者是常识,后者是感觉,两者兼而有之,他上机才不至于莫名其妙。只能这样。但就这样,7天时间也只够点到为止。

        一天。

        两天。

        三天。这天下午,我来到我们局长办公室,向他汇报阿炳练兵情况。我说,阿炳现在练兵达到的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在“林神将”之下。局长要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眼见为实。”我说,“局长,你不妨请院长一同去看看。”

        局长当即抓起电话向院长汇报情况。院长听了,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话,要局长重新说一遍,局长便把我刚刚说过的请他去看看的话照搬了一遍,说:

        “院长,眼见为实,你要有时间不妨亲自来看一看。”
      701的宣誓仪式



        还是几天前的会议室。

        如果今后有人问阿炳是在哪里完成侦听员学业的,那就是这间简陋的会议室。

        为了不叫院长和局长产生任何嫌疑,我关掉所有录放机,请局长亲自拟定至少8组“千数码”。然后,我要求发报员对着局长拟定的报文,以每分钟100码的速度发报。


        “滴滴哒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发报完毕,我们都盯着阿炳。他似乎是睡着了一样的面无表情。局长纳闷地看看我,又看看阿炳,翕动着嘴唇,像要说什么。我赶紧示意他别出声。就在这时,阿炳像被我无声的手势惊动了似的,如梦初醒,长长地呼了口气,然后便朗朗有声地报诵起电文来:

        “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转贴最新中国特工绝密故事 3 看风者之有问题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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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看风者之有问题的天使
        黄依依


          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在701,有关黄依依的传闻并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们因着自己的好恶和见闻,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讲述着同一个人的故事和传闻。他们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对这位破译局历史上惟一的女处长——黄处长——充满了写作冲动。但我一直不敢贸然下笔,因为一个对黄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个像讲阿炳故事的安院长一样的人物,我迟迟未能谋面,他其实就是瞎子阿炳故事中的钱院长。


          钱院长是701历史上的第四任院长,且资格甚老,系701初创时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称。现在九君子大多已相继辞世,他是惟一在世的,已经八十好几。但身体似乎还好,跟我握手时,我感觉他手上的气力很充足,说话的声音也是有气有力的,只是浓重的湘西土语让我听来有些吃力。他于1985年离休,离休后一直生活在北方某偏僻小镇,那里既不是他的家乡,也不是他的工作地,只是他刚满周岁的小孙子胡乱确定的一个地方。据说,钱老这人颇为怪异,离休时面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不去,只要求组织上给他任意安排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里,只要陌生!这可把组织上难住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他陌生的地方多着呢,怎么来确定呢?最后,还是他自己做主,让只有周岁的小孙子在一幅中国地图上随便丢了枚硬币,硬币停落之处,便为他归宿之地。这有点宿命的意思。就这样,这些年来,他犹如一只失散的鸟,过着几乎与701人隔绝的生活,时间长了,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后来当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见,要想请他开口决非易事。无疑,当初他选择“失散”的目的本身大概就是为了免开尊口,所以我能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后,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不过不是全胜,只能算半胜。他同意跟我讲关于黄依依的故事,但同时要求我,是签字画押地要求,在本书中不能写他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经有所耳闻,我相信如果写出来,也许是本书中的最好看的故事。现在,我跟他签字画押过,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讳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点涉及。连暗示也不敢。他还要求我,关于黄依依的故事,只能采用他的“说法”,不能加进任何他人提供的说法,包括档案资料。这也是签字画押过的。所以,现在我只能以他的口吻讲述本故事。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故事一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版本”,应该说,依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和做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所长大人的怠慢



          是1960年夏天的一个雨夜,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南郊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招待所。大约是3个小时前,研究所王所长就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之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所长一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不顾雨淋,到楼外边向远处张望。可以说,他在心里是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
        ”我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是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我,更没有“热情接待”我。

          所长大人怠慢我的原因也许有两个,一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地冲进楼里,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显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二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所长大人对我的出现还是有点敏感的,我一进去,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转悠在我身边,像个探子。我到服务台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只是证明我不过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他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背离我。当我办完登记手续,往楼上走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的一个习以为常的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所长大人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老实说,我的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客观地说,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软硬的介绍信函。当时,我首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谢兴国的处长开出的介绍信,只是,我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临时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不用说,谢兴国和某省政府处长当然都不是我的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真名叫钱之江,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兼破译局局长,内部代号为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那次为期8天的路上,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6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天壤之别。

          本来,王所长已经替我开好房间。301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的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气派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处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钱之江”,不属于“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的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201房间。这个房间在301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冲了个澡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醒来,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我的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的,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里来。也因为砍了它的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根独木桥一样吊在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义正辞严的拒绝。我的态度有恃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所长大人,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只得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我说:“我是你们王所长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

          你知道,这时候,所长大人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我就是王所长,请问你是哪位?”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他问:“你姓钱吗?”

          我说:“是的,我叫钱之江。”

          他“啊”了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转换成拥抱,把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我是来要人的


          当然是301房间。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浪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了。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借此跳进我的房间,但说到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
        来说,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苏联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701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苏联,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真的,现在我越来越不想出门,每次出来,心里都有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要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701的猎物。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不想出来,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该所长不像我们首长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科学家”。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所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所长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像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转贴最新中国特工绝密故事 4看风者之陈二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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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看风者之陈二湖的影子
          去年的解密日


            老陈已不健在,他是1997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告别我们7个年头。一般的人,在去世这么多年后,肯定已经有缘登上701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单。但老陈不是一般人,他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的见证人,曾先后在几个处当过处长,有的处还几上几下,破译局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真真假假的内情和机密,都在他漫长而丰富的经历中、史料里。可以不夸张地说,他的解密,意味着大半破译局的秘密将被掏空。也许,正因如此,解密名单公布了一次又一次,他都“名落孙山”。因为没有解密,我有关他的“明访暗察
          ”工作,只能陷入僵局。

            僵局却在701去年的解密日——2002年10月25日,不期而破。这一天,我有幸见证了解密日这个奇特的日子的“样子”:从上午8点半钟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到邮局提取包裹没什么不同,稍有不同的无非就是在这里的交接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要亲善、友好一些,但也仅此而已。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拐杖的人。他显得很年轻,四十来岁,按说正当是干事业的大好年纪。但是两年前,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夜间世界在他眼前变成漆黑一片,如今虽经多方治疗,依然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要拐杖帮助,更别说什么工作。他就这样离开了——白茫茫地离开——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12年间所有的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面。有的是永远留下了,有的也许是暂时的,比如那些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今天他就可以如数带走。因为,他上了解密名单。

            后来我知道,他曾经是陈二湖的徒弟,名叫施国光。更令我振奋的是,我在他那天领取的解密件中,发现了不少与陈二湖直接相关的书信和日记。由此,我们不难设想,老陈的解密日,也许已指日可待。不过,在指日可待的“这一天”尚未真实降临之前,我们只能凭借这些恰巧涉及陈二湖事情的解密文档,来间接地认识陈二湖。

            不用说,由此我们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和真实的陈二湖,也许只是他的一个飘忽的影子而已。本章标题——陈二湖的影子,指的也是这意思。这几乎是我“拣来”的一章,在此,我特别感谢陈二湖徒弟施国光的慷慨支持,并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下面就是施国光提供的解密文档,请看——

          几则日记


            3月25日①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得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想挂电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一号山谷)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划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的,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的,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同,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来说我对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阿兵。这自然是小名儿,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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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贴最新中国特工绝密故事 5 老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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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吕


            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西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训中心。走进西院,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单位,几栋零散的小屋,隐没于葱郁的树林间,人影了无,寂静无声。但寂静中透出的决不是闲适,而是森严。我初次涉足这里,看它寂静落寞的样,怎么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动局的办公地,以为是701接待上面首长的地方。


            没有人怎么行动?我问。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里又怎么叫行动局?

            可谓一语道破。

            答话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谍报工作的乡党,人称“老地瓜”的老吕。

            老吕不善言辞,也许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缘故。老吕不抽烟,据说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期间,他在越南“行动”,搞谍报,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厅里接了一支某女士递给他的烟抽,不久便昏迷过去,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再不沾烟酒。出门在外,老吕总是穿戴整齐,脖子上挂着相机,腕上箍着手表和手链,头上戴着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着两支钢笔,像一个偶尔出门的游客。这些玩艺是不是武器或谍报工具,我不得而知。问过老吕,说是没有,可我又怎能相信他说的?他是个老牌间谍,老地瓜,所有的真实都眼睛里,不在嘴巴上。

            老吕有本相册,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纺的粗布,相页是黄不拉几的土纸,装订是麻线,整个土得丢渣;其次是很古怪,说是相册,却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样的纸条和报纸剪贴。其中扉页就是半张香烟纸,上面有手迹,是这样写的:

            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吕告诉我,这是他刚做地下工作时,他的“上线”(是一位诗人)首次与他接头时,在人力车上顺便写下的,算是一个老地瓜对小地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纪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当时他是南京中央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从那以后,类似的纪念品时常“不约而至”。老吕说,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国内到国外,从大的到小的,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几乎他参与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证据”,相册里收藏的就是这类东西,具体有28张照片,11片纸条,7张报纸剪贴和5幅图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实物,诸如一枚穿孔的钢币、一只异国信封、几张票据和名片等。多数东西下方都有简单的文字注解。

            在众多东西中,有一张照片引发了我浓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个死人,一只看不见人形的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里,好像在收刮小伙子的遗物。老吕解释说,其实不是在“收刮”,而是在“给予”,是在给他“放一张银行的催款单”,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个死人催款,听起来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吕的亲笔,写的是:我的名字叫韦夫,请你们别再喊我叫胡海洋。

            老吕告诉我,这个现在老是被人喊作胡海洋的越南小伙子韦夫,生前与他素不相识,死后两人却一起“合作”,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居傲不已的“杰作”。八十年代末,一个叫R·克拉特的英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活着的死尸》,讲的就是他和韦夫“合作”的故事。至于相关的纪实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现在收集到手的起码也在十几万字之上。1998年,我随巴金文学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游,还专门到韦夫生活过的洛山小镇去走了一趟,听到看到的东西记了也有近万字。总之,要讲述这个故事,资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像时间、地点、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说“无不在我心中”。我疑虑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的方式讲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径,步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老实说,这还是老吕先生落在韦夫遗体下方的那句话,给我提供的灵感。

            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的名字叫韦夫。

             让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所以这么看重我的名字──叫韦夫,是因为你们总是喊我叫胡海洋。你们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别名,也不是我的绰号或昵称,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以前我听
          都没听说过(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交道),我从没想到,我和他之间会有什么瓜葛。但是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诉说这个错误,但听见我诉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模造一个梦想或用水去点燃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其实,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然常常让我们拿她“没办法”。

            没必要太多的谈论上帝,还是来说说我吧。

            我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不尽的蒸汽弥漫着,雾蒙蒙的,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哧哧声,那是熨斗熨贴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我10岁那年,我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闹热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红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我想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我们--我和姐姐韦娜--象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韦娜和我这样说:

            “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它的事。”

            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我上了河内大学。在我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我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

            “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歌唱。”

            这句话似乎注定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空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样,整整三年没过一天正常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可能忘掉疾病时,我已把河内大学和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再去读一学期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病似乎痊愈时,父亲曾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我已毫无兴趣。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汽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论,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劳作。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汽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时,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





          应征


            罗杰走了。

            林国宾走了。

            有一天,妈妈说32号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们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

            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我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

            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我们镇上征兵,我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我病史一栏中的记载后,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说:

            “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经的痛苦经历。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夺走我很多,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到我们镇上来召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接待我的军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七个府卧撑就累得气喘嘘嘘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那么多要求,只跟我谈了几分钟话,就爽快地发给我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我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汽熏润,我的脸色看起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我知道,要不是战争,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我能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1972年9月26日,我和镇上其他八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山镇。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我们的人群中,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这是去有可能让我永远回不来的前线。

          这是你的幸运


            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没什么好说的,另方面有些可以说的对我来说又都很没趣。我是说,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被当了个特等士兵。据我了解,当时一个河内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上副连长,甚至正连长,最不行的起码也是个排长。我虽说没获得文凭,但也仅仅没文凭而已,没这个形式上的证据,其它或者说学业上并无什么差异,所以我想起码应该任命个排长给我。但军方过分地强调了那张纸文凭的作用,没能如我的愿。一位
          河内郊区菜农——有人说他是某某军长的外孙——对我拿腔拿调地说:

            “是的,是的,但问题是你没有毕业证书,入伍前又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过职,按理只能当个一等兵,让你当特等兵已经是优待的啦。”

            这样的优待自然不可能令我感到荣幸。

            不过,我想,士兵就士兵吧,反正我又不是为当官才来部队的。我也不是因为听胡志明主席的广播演讲才来部队的。总的说,我来部队的想法要比其他许多人显得更为模糊或者复杂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因为受不了美国飞机整天在镇子上空窜来窜去,弄得人惊惊吓吓的,才决定到部队的。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是,起码不全是,至于其它还有些什么,我又说不太清楚,也许……或者……我是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明白,就是:从我决定入伍的一刻起,我从没想过,我会,或者可能会,上不了前线。说实话,有这种愿望在当时来说是荒唐的,这可能是我不想的一个原因。此外,我还固执地认为,穿军装就是为了去前线,只有上了前线,参加了某次具体的战斗,身上的军装才能心满意足,才能显出完美。所以,当跛脚的阿恩营长把我从新兵集训地接到距河内只有几公里远的陆军二0三被服仓库,并庄严告诉我今后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看守好这仓库的大门和小门时,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简直沮丧透啦!

            除了阿恩,我还有二位战友,一位是被炮弹片削掉了半只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条叫声尖利的杂毛土狗。难道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强壮的人,不配上前线,只能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有种被谁出卖或欺骗的羞辱,穿在身上的军装仿佛不是配发的,而是我偷来的,骗人的。

            坦率说,我这人虽然不强壮,但并不缺乏勇气,如果说不怕什么就算勇气的话。我这么说,决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勇气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队上的时间里确实从没有为什么胆怯过。在新兵集训营,教练我们射击的是一位从战场上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喊他叫“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在一次战争中被大炮震落在眉公河里,被眉公河里的刺头鱼——也许是大公公鱼——吃了。他从不向我们提起自己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在我要求下,他终于开口说,但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他唯一的眼睛,浑身哆嗦起来。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可我却一点也没觉得可怕。在我看来,他所经历的似乎没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少,这场病可以说使我心灵受到了创伤,也可以说使我心灵经受了锻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新兵中确有害怕去前线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几乎时刻想念去前线,去参加一场有名有姓的战争,以验证我的勇气和信念。我曾担心到了战场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会使我胆怯,让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上不了前线──让我痛苦。

            战争在一天天扩大,美国飞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河内上空,不时撂下成堆的炸弹,我们很容易就闻到了从城里飘来的越来越浓的霄烟味。阿恩担心这样下去,河内也会沦为前线,而我却暗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由于极度的失落和渴望,我知道我已变得十分苦闷,甚至邪恶。然而上帝知道,我不是诅咒河内,而是诅咒自己可怜的命运。从军需官接连不断到我手上来提取被服的忙碌中,我知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线。可以说,我侍侯的每一样东西: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条腰条,一双手套,甚至一根鞋带,都先后上了前线,暂时没有的,也随时可能上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手气和汗水已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但这又能为我证明什么?只证明我没有亲自上过前线。阿恩常常炫耀地对我说:

            “啊,韦夫,你不知道,这是你的幸运啊。”

            也许吧。

            不过,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幸运。这叫什么幸运,整天跟两个“废物”在一起,还有一条并不出色的狗。当然,阿恩说的有道理,前线不是什么好玩或有利可图的地方,我如果是为了名利想去前线那是愚蠢的。阿恩曾这样警告我说:

            “战场上飞来飞去的子弹随时可能把你什么都夺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

            这我当然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我不是因为追求名利才想上前线的。我也不是出于厌世想死才想上前线。不是的。我只是觉得跟我一起来的人都上前线了,独独把我撂在这个鬼地方,旁人还以为我是怕死才躲到这里来的呢。天哪,谁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么孤独,多么难受,多么想离开跛足的阿恩营长和可怜的唐老兵。

          死亡的丧钟


            我知道,你们人类是了不起的,起码你们为自己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那些还没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我在人间生活了27个春秋,我深知人类的伟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类由于伟大和过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或者说坏习惯,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往后推。我在人间时也是这样,甚至我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是我的婚姻大事

            二是我上前线的事

            你们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要知道我的生命并不是那么有限,也许我就会在有限的生命里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生命会那么短暂,准确的说是那么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着泪对我这样又哭又骂的:

            “狗日的,你还整天闹着要上前线,一身臭汗就把你命弄丢了,你……韦夫,你真他妈的没用,韦夫!”

            说真的,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会这么流泪。阿恩啊,你这个傻乎乎的跛脚佬,你为什么要对我流那么多泪,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愿看到别人流泪的,那样他会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现在在哪里,我很想你。

            阿恩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他有点自以为是,说话的腔调高大又严历,跟他的跛脚一点不相配。但他是时间的朋友。时间从不出卖他。时间总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上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点点驳落下来,到那时候你就无法不喜欢他了。我后来真的很喜欢他,现在也没有不喜欢,虽然他在我临死前不应该地流了那么多泪。但这没办法,谁叫我死在他身边的,我想如果让他死在我身边,我同样会流很多泪的。因为我喜欢他。也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人死前不愿意看到别人流泪的道理。这道理当然是我死了以后才知道的。

            阿恩说的一点没错,我确实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们应该知道,十年前我就是在冬天里染上肺病,差点死掉的,想不到过去了十年,这个季节还是杀气腾腾地向我敲响了死亡的丧钟。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一样,抱着收音机钻进了被窝。孤独叫我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收音机,我还睡不着觉呢。因为我总是找女播音员的电台听,所以阿恩常嘲笑我,说我抱的不是收音机,而是梦想中的女人。也许吧,不过……我不知道,我对女人不了解,也不了解我对女人的想法。有时候好像想得很,有时候又不太想,就是这样的。好了,还是别说女人吧,女人后面还要说的,现在赶紧说说我钻进被窝后怎么了?我觉得我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头,头昏昏的,心里觉得很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

            “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可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我说。

            阿恩过来摸了摸我额头,说:“嗯,好象是有点,不过没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机关了,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当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这之前我和阿恩,还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着替陆军第179师发放冬季被服,他们几乎把半个仓库都拉空了,也把我们三个人都累惨了。我后来想,如果就这样回去睡觉也许不会有事的,但当时身上实在是汗流夹背的难受,大伙都觉得应该洗个澡。按规矩,这回该轮到唐老兵烧热水,但唐说他太累了,干脆将就洗个冷水澡算了。当时我们刚干完活,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水有多么可怕,就说洗就洗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听广播,我觉得被窝不像以前一样越睡越热乎,而是越睡越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我说:“我觉得我好象在发烧。”

            阿恩说:“把收音机关了,快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后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我身上在着火,我很想这样告诉他,但似乎已经开不了口了。不一会,我听到阿恩大声惊叫起来:

            “操,你狗日怎么烫得跟火炭似的,韦夫!你醒醒,韦夫!你睁开眼看看我,我是阿恩!”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变化的只是一点点时空而已。我睁开眼,看到至少有三个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动,这感觉和十年前肺病袭击我时的感觉如出一辙。





            人在昏迷中是没有时间的。我终于醒来,不知过去了多久,也不知来到哪里。明亮的玻璃窗户和窗户外的几杆树枝让我想起,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对我的醒来表现出得很高兴,她的口音让我以为是回到了家乡。但她告诉我,这里是河内陆军总医院,我已经来这里快两天了。她一边摘下口罩,一边对我说:

            “我看了你的证件,知道你是洛山人,我是维浦人。”


            她说的地方离我家还不到十公里,那里有一家出名的动物园,洛山的孩子没有一个没去过那家动物园的。战争爆发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动物园工作,我告诉她我表哥的名字,她居然哭泣起来。不用说,她认识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战争中牺牲了。事实也是如此,就在两个月前,我表哥在及埃山地阵亡了,她们曾经是坐同一辆卡车到部队的,相识也在那趟卡车上。战争让很多本来不相识的人都成了朋友,我也成了她的朋友,她叫玉。

            玉使我有幸得到了医院郑重的治疗,英国人后裔布切斯大夫几乎每隔两天都来探望我,并不断给我作出新的治疗方案。布切斯大夫是这里的院长,每天都有成堆的生命等着他去救治,他们大多从前线下来,胸前挂着各种各样的奖章和战功,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优待,无疑是玉努力的结果。

            除了关心我的治疗外,玉还关心我的寂寞。因为我患的是肺病,没人敢跟我住在一起,我独自一个人被关在窝炉房隔壁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在寒冷的冬天,这里显得特别热乎,但热乎并不能驱散寂寞。唯一能驱散我寂寞的是玉,她经常来陪我聊天,一天接着一天,我们把有关洛山和维浦的话题说了又说。

            有一天下午,玉带着阿恩来看我,阿恩还给我带来了韦娜从塔福寄来的信。信上,韦娜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机枪手,正在塔福服役,所以她调到那里去了。她没有说起那里的炮火,只是这么提了一句:

            “和我以前呆的地方相比,这里才是真正的前线。”

            我是每天都在听广播的,我知道当时塔福吃紧的战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责韦娜的选择。战争期间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样的,何况韦娜去那里还有个个人的理由:和丈夫在一起。

            韦娜在信中还夹了一张她和机枪手的照片,两人站在雄壮的机枪架子上,很像回事地瞄准着照片外的美国飞机——肯定是美国飞机!当我把照片拿给玉看时,她哈哈笑起来,对我说:“我还以为是你妻子的来信。这人是谁?”

            我说是谁。

            “那你妻子呢?”玉有点迫不及待地问。

            阿恩在一旁替我回答了,他装腔作势地说:

            “他妻子?他有妻子吗?他应该有妻子,可事实上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韦夫,是这样的吧?”

            这是个令我难堪的话题。

            但阿恩不会因此闭上嘴巴的,他转过身去,对玉发出了令我讨厌的声音:

            “玉,你信不信,我们韦夫至今还是个处男呢。”

            我确实跟他这么说过,我说的也是实话。可我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说的,还是觉得这很好玩,经常拿它开我心。这个该死的阿恩,你绝对不能指望他守住什么秘密,他有一张比鹦鹉还烦人的嘴!

            玉对这话题显出了一定羞涩,但只是一会儿,很快她对阿恩这样沉吟道:“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阿恩,你是说……韦夫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所以更应该好好地活下去。”

            后来有一天,玉很在意地问我阿恩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这样反问她:

            “难道你觉得这不是真的?”


          最好的顾客


            说真的,我的性格和身体决定我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女人,曾经有一个姑娘对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我现在连她名字都忘记了。这不是说我无情寡义,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我是说,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但由于我的怯弱,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洛山的,反正她不是我们洛山人,用我父亲的话说,洛山的姑娘他没有不认得的。当然,他起码认得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那都是从他手上出去的。


            有一天,她戴着太阳镜出现在我家门市上,选中了一块布料,要我父亲替她做一件衬衫。父亲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事后我才知道,父亲从她一进门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她不是洛山人。大概就因为她不是洛摩人,父亲才放手让我做她的衬衫。这几乎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件衣服,它没有让我父亲和主人不满意,她高高兴兴地付了钱,走了,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有点得意。第二天,她抱着衣服来找我,笑吟吟地说这衣服有问题。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她把衣服穿在身上,让我看。我没有一下看出问题,她双手来回地指着衬衫的两只袖口,浅浅笑道:

            “这么说这是你别出心裁的设计哦,你看看,难道你的袖口是开在这边的吗?”

            这时我才发现,我把她两只袖子的左右上反了,这样的笑话实在令人羞愧。父亲似乎比我还羞愧,他把羞愧全变成了对我的指责。好在真正该指责我的人并没有责难我,她甚至对我父亲声色俱严的表现很不了然。她对我父亲说:

            “嗨,你干吗怒气冲冲的,难道这是不可以改过来的?我要的只是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并不想给谁制造不愉快。”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脾气,也许该说是性情,她是我见到的最好的顾客之一。我一边修改着她的衣服,一边在想怎么样来感谢她对我的谅解,后来我写了一张便条,放在她衣服口袋里交给她。过了几天,她给我还了一张纸条来,约我在南门的咖啡馆见面。

            我们在咖啡见面后,却找不到一处座位,于是到郊外去走了一圈。那天她穿的就是我做的那件衬衣,她说她很喜欢这件衬衣,并常常想起这是我做的。我感到了她对我的好意,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又见了两次面,第二次还一同去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她把我手拉过去一直握到电影散场。这是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盘问我,并警告我说:

            “不管她是谁,一切到此结束,因为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父亲说的没错,当时我身体还没痊愈,谈情说爱确实是早了一点。但问题是等身体好了我又去找谁呢?父亲能帮我把她找回来吗?说真的,在认识玉之前,这个未名的姑娘是唯一给我留下美好记忆和思念的女人,后来我确实不知她去哪里了,她在我身边消失了,就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中一样,虽然我可以想象她的存在,但再不可能找到她了。

            我在说这些时也许是流露了某种感伤,玉为了安慰我,第一次主动握住我手,认真地对我说:

            “迈克尔,我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你,我希望你能找到她,找到你的爱……”

            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美丽的同情心是我对人类最珍贵的记忆。


          死亡的宣告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但这并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时少一点。17日,是1973年1月17日,韦娜的战友(其中包括她丈夫)击落了一架美国轰炸机,飞机冒着浓烟向大地扑来,结果一头扑在韦娜的发报台上。我想,这时候韦娜即使变成一只蚂蚁也无法幸免于难。

            韦娜阵亡的消息对我治疗无疑产生了极坏影响,就在当天夜里,可怕的烧热向我卷土
          重来,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我。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布切夫大夫来看我,却什么也没说,只在我床前默默站了一会就走了。我知道,他这是对我死亡的宣告。

            当天夜里,玉也给我发出类似的宣告。不过,玉的宣告方式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天夜里,昏迷依然包抄着我,昏迷中,我突然感动一丝冰凉在我脸上游动,我睁开眼,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说出的话。我握住她手,对她说:

            “玉,你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布切斯大夫什么都跟我说了。”

            “嗯,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她使劲地握紧我说,“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会好的。”

            我闭上眼睛,因为我无言以对。黑暗中,我感动我的手被玉拉着放在了一团柔软的东西上,同时听到玉这样对我说:

            “迈克尔,这是你的,你喜欢吗?”

            我睁开眼,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经散开两边,露出一大片银亮的肉体,而我的手正放在她高耸的胸脯上──银亮的柔软中。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但玉告诉我这不是梦,她这样说道:

            “迈克尔,我相信等你病好了一定会娶我的,是吧?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我睁大眼望着她。她坦然地立起身,抖掉白大褂,静静地钻进了我被窝里。

            我敢说,除了白大褂,她什么也没穿。

            天呐!我简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惊人的方式来宣告我的死亡。

            这天夜里,也许只有很短的时间,可我却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死亡。三天后,我没有一点遗憾,只有无穷的幸福和感激地辞别了人世。

            谢谢你,玉,再见!


          我死以后的事


            现在要说的都是我死以后的事。

            据说不同的病人具有相对固定的死亡时辰,心脏病人一般都死在早晨,肺病患者多数死在午夜。我准确的死亡时间是1973年1月28日午夜2点38分(没有脱离一般规律),陪伴我死去的有玉、阿恩、布切斯大夫等人。和玉相比,阿恩对我的死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所以他受到的刺激和痛苦也相对强烈,我凝望人世的最后一眼几乎就是在他汹涌的泪水滴打下永远
          紧闭的。

            我曾经以为人死后就没什么可说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后。死亡就像一只开关,它在关掉我生命之灯的同时,也将我一向“多病怯弱”的形象彻底抛弃在黑暗中。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具尸体,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换句话说,自进太平间后,我对自己的整个感觉发生了良好变化,说真的,这里象我这样毛发未损的尸体并不多见。与其他尸体相比,我甚至发现我的尸体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的伤疤,也没有惨不忍睹的苍老。我想,当吕处长站在我尸体面前时,一定也显明感觉到了这点。

            吕处长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光临太平间的,与他一起来的有布切斯大夫。我并不认识吕处长,我只是从布切斯大夫的谈话中听到他叫吕处长,并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抗美援越的。他们进来后依次在每一具尸体面前停留、察看,时而含糊其辞地冒出一两句话,没头没脑的,我根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但我感觉他们象在找什么人。当两位站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吕处长似乎有种掩饰不住的高兴:

            “嗯,他是谁?”

            布切斯大夫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完了,吕处长说:

            “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不一会,进来个老头,把我从架子上抽出来,折腾上了一台手推平板车,拉到隔壁房间里,这里有点像是理发室。老头将我简单地梳洗一番之后,给我穿上一套干净的病房服。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将去火葬场化成灰烬。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穿军装,难道我仅仅是一个病人?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从太平间出来,我被塞进了吕处长的吉普车上,座位上已经堆了几箱药品,所以我只能“席地而坐”。他们不想想,我怎么能坐得住呢?车子几个颠簸后,我便胡乱倒在车板上,后来“嘭”的一声,一只药箱从座位上滚下来,压在我身上。吕处长闻声回头看看,像没看见似的,根本不管我怎么了。这就是人和尸体的不同,只要你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命数,也没人敢对你这样。但当你变成尸体后,哪怕是刚死一分钟,对你这样那样都是他们的随便了。这中间其实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世间所谓的人性都是专门为人本身保留的,当面对一具尸体时人就会自觉放弃所谓的人性,丢掉做人的种种,这时候的人其实也变成了尸体。

            车子开开停停,颠来簸去,车窗外,倾斜而晃动的天空正在一点点变得朦胧。我不知道吕处长打算带我去哪里,但我感觉要去的地方好象很远,甚至不在河内城里。因为车子穿过一条条吵杂的街道后,又似乎在一条空旷的大道上自由奔驰起来。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河内。

            偌大的河内难道没有一个火葬场?

            这个吕处长是个什么人?

            医院为什么将我交给他?

            他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一路上,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问题。

            车子终于停落下来,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和收音机的声音。还不等车子停稳,一位穿着中国海军制服的年轻人已迎上来,替吕处长打开车门,毕恭毕敬的样子,说明他可能不是个军官,要不就是个小军官。听说,他是个江苏人,我因为不知他名字,一直叫他“江苏人”,简称苏。

            这里显然不是什么火葬场,是哪里?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国海军向我国临时租用的201港口。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我变得越发糊涂了。

            吕处长下车后,打开后车门,指着我的脚说:

            “就是他,我给你最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在‘长江’号潜艇等你。”

            苏把我从车上弄下来,搬到一间明亮的屋子里。在这里,苏对我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服务,甚至连鼻孔毛和牙垢都作了不马虎的修理。这件工作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作为一具尸体,我想大概起码得将军一级或者名门人士才可能有这等待遇。

            事情真的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苏替我修理完毕后,开始给我着装:裤叉、护膝、内衣、内裤、袜子、外套,一样又一样,一层又一层,从里到外,穿的全是海军的制服,而且还是军官制服。当个海军倒一直是我的梦想,但谁想得到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梦想。更叫人奇怪的是,最后苏还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一条白金十字项链(大概是护身符吧),和一只名贵的手表(法国牌子的)。把我包装得这么贵重,哪像要送我去火葬场?如果我没死,这样子倒是很合适去参加某个高档宴会的。

            当然,宴会是不会参加的,整装完后的我被送上“长江”号潜艇。吕处长对苏的工作深表满意,他一边转前转后地看我,一边肯定地说道:

            “哼,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很好,像个大教授的儿子。”

            我想我父亲充其量不过是个成功的小商人,什么时候变成老教授了?事情发展到这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想拿我来顶替那个大教授的儿子。看来这个大教授的儿子生前可能就在这艘潜艇上服役(一定是做翻译工作),而且可能比我还不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回来。现在大教授想和儿子告个别,所以他们不得不找我来顶替一下。这么说,我可能和大教授的儿子还有点挂相。嘿嘿,世上什么奇事都有。

            我正在这么想时,吕处长和苏已悄然离去。我估计大教授可能马上就会到,也许他们这会儿正是去码头上迎接大教授了。这边离河内不近啊,大教授为看看儿子和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这么远,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他选择晚上来是对的,因为这时候美国飞机一般不会出动的。尊敬的大教授,虽然我不是你儿子,但此刻我和你儿子一样爱着你,一样希望你平安。

            和我想的不一样,吕处长走后不久,潜艇居然晃晃悠悠地沉入了水底,像条大鱼一样的游动起来。这使我想到,大教授并不在伦敦,在哪里呢?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谁都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潜艇一般不会贸然起航的。为了让大教授一睹儿子遗体(而且还是假的),竟然叫一艘潜艇来冒险,由此看大教授决不会是个寻常人,说不定还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呢。

            潜艇晃晃悠悠的,不知要带我去哪里。

            从来没坐过潜艇的我,想不到潜艇晃晃悠悠的感觉是那么美妙,我简直可以说,这感觉跟摇篮的感觉没有两样,我仿佛又回到襁褓中,迷迷糊糊地迎来了死后的第一次睡眠。对一个活人来说,没有谁会记得他的第一次,第一次看见的颜色,第一次听到的声音,第一次来临的睡眠。但对一个死人来说,所有的第一次似乎都在他的等待中发生,所以也都留在了记忆中。我不但记住了我第一次是怎么睡着的,还记住了第一次是怎么醒来的。告诉你吧,我是这样醒来的:有人闯进门来,不小心碰倒了立在门边的衣帽架,发出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样子像个水手,他进来后,二话不说将我拽下床,拖出去,拖到一扇半圆形的仓门前。不一会,我听到吕处长的声音:

            “把海图拿来。”

            这时我已看见吕处长,他刚从过道那头过来。

            苏(就是给我梳妆打扮的那个苏)将海图递给吕处长,也许是因为潜艇晃悠的缘故吧,两人索性蹲下来,将海图铺在我身上查看起来。

            “我们现在在哪里?”吕处长问苏。

            “在这,”苏指着海图说,“这里就是白家湾海滩,我们现在距离它大概有十海里。”

            “现在风浪情况?”吕处长又问。

            “很理想,按照现在的浪力和风向,天亮前肯定会冲上海滩。”

            吕处长看了看时间,对水手命令道:“行动吧!”

            水手打开仓门,奋力将我推出潜艇。

            我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

          我不叫胡海洋


            我的故事和难忘经历正在一点点推进。

            我说过,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胡海洋。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我想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愿意的,也不公平,所以我急切地想把那个变故说出来,以澄清我跟胡海洋的关系。


            当风浪像吕处长期望的一样,将我冲上白家湾海滩后,当地两个渔民很快发现了我后。我一直怀疑这两个渔民的身份,怀疑他们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我后,对我身上的财物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有的只是一种高度的“美军利益”,将他们的发现立刻报告给了驻地美军当局。

            我的身份(越南海军官员)足以引起美军当局重视,一个调查小组迅速赶到现场,将我带到附近一个机关里,对我从头到脚进行了搜身检查。我知道,他们一定想从我身上搜刮什么军事情报,可我不过是后方一个军需仓库的勤杂人员,身上会有什么情报?但从他们搜到的东西看,我显然想错了。

            他们从我身上搜出的东西有:

            1.一本海军军官证,证明死者生前是越南海军参谋部特情处胡海洋参谋;

             2.一张上面签有“雪儿”芳名的倩影照,和她两封情意绵绵的情书;

            3.一封家信,信中流露出死者父亲是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大教授;

            4.一张银行催款的欠债单,表明主人是个挥霍无度的纨绔之弟;

            5.一封绝密信件,写信人是当时中国援越陆军部队的二号人物,收信人是援越海军部队的头号人物,信中透露了他们陆军即将从第四防线向美军发起进攻的计划,要求海军予以配合。同时,信中还提到,为掩护起见,他们陆军将在第七防线进行一次演习行动。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多东西,尤其是还有一份价值连城的“绝密军事情报”。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我想得出,这一定是吕处长的阴谋。事情走到这里,我曾有的种种疑惑都烟消云散,吕处长交给的“任务”我也完成了,剩下的事应该说,全看美国佬信不信了。我当然是希望他们相信,但我的希望对他们来说是狗屎,是咒语。我的咒语最后会不会灵验,只有天知道了。

            与我身上的情报相比,我的尸体是无足轻重举的。不过,也许是我提供“情报”有功吧,美方没有像我想的一样把我丢在大海里,而是就地寻了一处墓地将我埋葬了。墓地就在大海边,不绝的潮水每天噪得我不得安宁,好在这样我每天都可以遥望我的家乡。一个人呆在自己家乡也许不一定会觉得家乡对他有多么重要,只有离开了才会知道家乡对他有多么重要。我的墓前冷冷清清,我的心里一直掂念着美军对我提供的“情报”的处理情况。

            大约是半个月后,我冷清的墓前突然飘出玫瑰花香,我睁眼一看,是一个穿着长风衣的女人立在我墓前,手上捧着一束玫瑰花。我并不认识她,而且在这个鬼地方也不可能有谁认识我,所以我想她一定是站错地方了。这墓地自开战以来每天都在增加坟墓,而且出现了许多无名墓,她站错地方不是不可能的。

            但她一开口我便激动不已,因为她说的正是我一直在掂念的事情。她说,美军从我身上搜到情报后,并没有什么怀疑,立刻将纠集在第七防区的大批军队调往第四防区。然而,当美军的调防刚刚结束,我们的部队就向他们第七防区地发动了闪电般进攻,并一举夺得胜利。最后,她这样说道:

            “尊敬的胡海洋参谋,吕处长要我代表中国军方向您致以崇高敬意!您为您的祖国立下了卓越功勋,您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我说我不叫胡海洋,我叫韦夫!韦夫!

            但她怎么听得到我说的?

            又有谁能听得到我说的?

            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真的是太难太难!我不知道,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的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其实,我说过的,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一点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样常常让我们拿她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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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上线’



              韦夫和我乡党老吕的“合作”珠联璧合,完美无缺,极可能名垂千秋。现在,韦夫的天外之音刚刚飘然而去,老吕又不期迎来了另一个合作伙伴,他就是老吕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线”人物金深水。金深水找到老吕的那一天,我恰巧与老吕在一起,在他孑然一身的家里,时间是中午过后。我记得,他开始叩门的声音很轻,以至开始我们听好久也吃不准是不是在敲我们的门。那声音很缥缈,很不真实,也许更像是记忆中的声音,或者是在敲旁人的门。后来有一声敲得似乎有些绝望的用力,我们终于听清楚是在敲我们的门,便去开门
            ,看见一位银发老人,穿一套毕挺的西服,头上戴一项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根漆亮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种我陌生的风度。老吕的门大概从来没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不问来人是不是找他,反倒问我是不是找我的。我说怎么可能呢,便问来人找谁。

              他伸手一指,笑道:“找他。”指的是老吕。

              老吕纳闷地看看他:“你是谁?找我什么事?”

              那人爽朗地大笑道:“狗日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的‘上线’!”

              这真正是一次久别的重逢,前后相隔40余年。两人相认后,是如何兴奋激动,然后又是如何重温旧事,诸如此类,此处不表,我只想尽快转入正题。正题是什么?是半个月后,老吕突然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想听金深水的故事,就立即动身去福州,金深水将乘明日上午的飞机去福州,希望我最好马上出发,先他到达福州,到机去场接他,并陪同他去找一个人。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不过,后来我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老吕此次回来(不知从何而来)是想寻找一个人。老吕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在苏北某地,所以几天前两人就赶去那里,但到那里后才得知,那人其实在千里之外的福州。于是,两人决定马上再去福州,但老吕却临时被总部首长召见,要立即赶往北京。分身无术,老吕才想到我,决定给我“这个机会”。事实上,他们在去江苏时,我就怀着“听故事”的目的,想跟他们去。但老吕似乎看透了我心思,悄悄地走了,没我的份。想不到,峰回路转,机会又来了。

              我当晚就飞到福州,没有进城,直接住在机场,等着接老金。第二天上午11点钟,老金如期而来,然后我们连宾馆都没找,老金就急匆匆地照着地址去找人了。

              是一个中年妇女,我们找到她时,她一个人在家,刚吃过午饭,正准备午休。她是个现役军人,穿着军装,但说话温文而雅,对人客客气气,并不像一个军人。我敢说,她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下午,我带来的这位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会跟她讲起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讲的是她母亲的事情,也是701行动局早期的一些事情。顺便提一下,故事中有老吕的“身影”,只是故事中的老吕并不叫老吕,叫什么?大家不妨猜一下——

            我叫金深水


              我叫金深水。

              我从美国来。

              我是你母亲的战友。


              我说的是你亲生母亲,不是你家乡那个母亲。你觉得我说的很荒唐是不?是的,这是我想得到的,我今天才从你家乡来,我知道他们什么也没跟你说。他们不跟你说也许是为了爱护你,也许是想等我来说,不过我到今天才出现,他们已不准许我说了。这次我去你老家,会见了你现在的父母,临别时他们再三要求我别来找你。我理解他们心情,确实事情到今天再来提起实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们也接受不了。也许我要早来30年,20年,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可我迟迟不来,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所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来了,我为什么至今才来,这本身就是个故事。这是后话,现在我不想说。

              刚才我说了他们--你现在的父母--叫我别来找你,我甚至都答应了,可我还是来了。我不尊重他们,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我是决计要告诉你的,告诉你事实真相是我一直的愿望,也是你母亲--我不得不说明是你亲生母亲--的愿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你平素未闻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感情,你的记忆和感情在忠实地告诉你,你现在的父母就是你亲生父母,你相信他们就像相信自己手上的一颗黑痣。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是没有记忆的,也请你相信我的忠实。你可以看得出我已经很老,我现在随便到哪一天就要80或者81岁了,死亡对我来说是转眼之间的事。你看,这满把皱褶的老脸,还有这手杖,这样一个老人,生活是真空的,他扳着手指计算着末日的到来,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你应该在生前把它完成,否则死不眠目啊。好,就这样,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能做这件事的人这世上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这世上唯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父母,他们对你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譬如说你真正父母到底是谁,这问题要他们是回答不了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前,我,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在怎样一个夜晚,怎样将你委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

              是的,我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心腹机关:保密局。我叫金深水,我刚说过的,这名字在大陆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也许在某个党史馆里的某一册子上会有一定记载,仅此而已吧。但在台湾,在台北,在国民党军队里,这名字一度发出过铿锵的声音,就像总统府的一块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来?嘿,一个特务让你随便一眼看出来还了得,还叫什么特务?不要说你,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她跟随我那么多年,我几乎就在她眼皮底下工作着,她都不知晓我的秘密身份,这次我向她说起,她简直不相信。

              是啊是啊,我早就认识她--你现在的母亲,她是我一个远房姨娘的女儿,四十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找到了我。当时我在杭州警官学校(戴笠的人材基地)当教官,而且刚做父亲,家里正少人手,我就把她留在家里,以后一直跟着我,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直到1949年3月9日晚上。啊,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就是那天晚上,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的,交给我表妹──你现在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离开了我,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抱着她自己一岁多一点的儿子。那时候,你才4个多月,不可能有记忆的。

              唉,那天晚上,天也像现在一样下着雨,你被我装在一个旅行袋里拎回家,一路上我鬼鬼祟祟的,像是拎着一袋偷来的脏物,害怕你随时的啼哭把我出卖。你倒是好,始终没哭一声,我几乎一路都在感激你的沉默。可到家一看,才发现真是可怕啊,你知道怎么了?原来我把拉链拉得死紧,中途又没给你透气,你差点就给我闷死在里面。幸亏天在下雨,雨水淋湿了布袋,总算有些水气透露进去,要不我这辈子都要向你母亲忏悔。你不知道,你母亲为生下你把她一切全都抵上了。

              就是那天晚上,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杀害了你母亲--亲生母亲。1949年3月9日,这个日子,我说你可一定要记住,那是你母亲遇难的日子,过去的几十年,我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纪念你母亲,以后该由你来纪念了。也许我会很快地老死,那么请你记住这个日子就更加必要了。

            鸽子已打入厢房


              好,我必须控制老年人东拉西扯的习惯,赶紧讲讲你母亲的故事。说真的,我已记不太清我第一次是怎么听人家说起你母亲的,好像是在理发店,我的联络员,一个一只脚有点瘸的老头子,是个苏北人,没有家小,只有一个哑巴徒弟,他开着一爿理发店,却是我们传递情报的站地。有一天,我去理发室,和往常一样,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喧,闲扯中夹杂着理想的暗语,问他近来生意如何。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


              “啊长官,我真是有福气,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手艺,常找我来理发。”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志!

              我说:“恭喜你啊。”

              他说:“哪里哪里,要恭喜的是您啊长官,听说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

              这就是说:这位同志很可能将直接与我发生联系。我马上感到了体内燃烧的热烈。从理发店回家,我几乎紧急地取出了老头在替我洗头时塞入我衣袋的纸片,是半张32开的信笺,上面这样写道:

              鸽子(女)已打入厢房,近日可望一见,接头暗语:鸽子向你打听她老乡--一位你处姓秦的参谋,你如实回答即可。握手。老A。47年5月7日。

              厢房指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说真的,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暗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却是我多年梦想实现的日子。这个日子太伟大了,有一种神灵降临的奇妙,我既觉得难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的时刻出现,那就叫幸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头上刻画一个象形文字一样的使你身心癫狂,瞬间的感受成为你绵延的记忆长河中一个闪光点,永远光芒四射,鲜活如初。

              也许首先我该让你明白我当时的处境,那样你就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你对国民党保密局的历史,包括它“地下组织”的历史了解多少,是不是要我谈一点?好,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负责暗杀、收集情报、通讯等任务,初创于1932年春天南京,开始名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再发展扩大,改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总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省市均有站区,组织庞大,声势吓人,权力至高。特务头子戴笠一直为该机构头领,以阴险毒辣著称,深得蒋介石青睐,在他统治下,军统势力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46年10月,戴笠丧生不久,军统局整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总部由重庆迁至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屈居为副局长。一年后郑被毛挤走,毛升任局长。

              这机构素来是蒋喜欢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敌,我们先后有不少组织遭他们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包括著名的吉鸿昌将军、邓演达、张露萍等我党领导。一年春天,从南方的竹林里出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满脸胡子和深刻的皱纹,穿着油亮的对襟衫,腰上别着一把枪--人们是这么传说的。他名叫张蔚林,曾经是一个乡绅的保长,就是这个人,首先结束了军统没有“地下”的局面,成为我党第一位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认识我并且发展我成为他同志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点儿梦一样的气氛,现在想来仍有这种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张夸张的阴郁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险,却十分亲切--这大概就是梦的效应吧。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红区工作多年,在那里脱掉了他油亮的对襟衫加入共产党,后转入秘密战线,先为杭州国民警官学校电训班八期学员,毕业后打入军统,在电讯处总台工作。这个人要叫戴笠羞耻的,仅仅几年时间,也许是三年,他先后发展了我、杨恍、冯伟庆、安运、赵力等六人成为他同志,并且至死不渝。那几年,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我在你母亲的故事里几乎动感情地插入张蔚林的故事,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他是首创军统“地下史”的奠基人,不提及他是不公平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觉得他的意义是无穷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蔚林因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唯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唯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想念的东西仿佛都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也许你会说,我应该自己发展同志,自己开创一方天地,像张蔚林一样。说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因为我太缺少张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胆识,和梦一般的组织才能,我是一只手,需要放置在一个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楼里长大的,十岁还不敢独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能这么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让我痛苦地认识了自己。生活总是不断地帮你认清自己。每当我相起这段岁月时,我总觉得羞愧,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最暗淡而难堪的岁月。也许我可以用当时环境恶劣的事实来开脱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惩罚,咒骂,因为我让延安失望了。我对延安的忠诚,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谅自己的良心和理由。我恨自己!起码恨自己那段暗淡的岁月。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是多么需要同志配合,或者让我配合他。我知道,我这只手只要有支撑点还是十分灵巧而有力的,我是一个上校军衔的副处长,我手头的油水足能养活成千上万的革命同胞。然而现在它在我手里发臭、霉烂,不可驱散的毒气吞噬我们同志,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只困兽,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时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地寻找着一句想念中的暗语,又把一个个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亲人的玄想之中。理发店作为我当时唯一的关系,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把头发理了又理,总以为剪子剪去我头发的同时也将一刀剪掉我当前晦暗的岁月。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母亲--鸽子。

              鸽子,你母亲的地下工作代号,像我叫牛头一样。

            保密局的周末舞会


              我和你母亲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

              谁都知道,戴笠在军统曾有过一个基督徒的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结婚。然而这规定不是禁欲主义的,军统的舞会每周开放,而且绚丽多姿。人们说,伊丽莎白在军统的舞场上同样会受到多面夹攻,那里的人个个色胆包天,厚颜无耻,善乐于争风吃醋。他们把枪藏在裤袋里谈情说爱,像所有光棍男人一样,热情洋溢,求胜心切。他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撩人心
            魂,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譬如说穷追不舍,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总是有些轻薄,或者说软弱。他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他们收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出阴谋:杀人的阴谋。戴笠把这帮走狗训教得服服贴贴,忠心耿耿,无疑是他的高明。戴笠葬身后,尽管人走茶凉,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故有的传统,男人照样不要结婚,舞会照样绚丽多彩。

              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拣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它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晚我就要显眼得让谁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但这不影响她听我,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雅安人(四川雅安),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但也不见得,我在“汪精卫时期”曾在武汉碰到过一个雅安少女,才17岁,是个接线员,她给我印象是在漂泊的乌篷船里长大的,有一种船上女人特有的风骚劲。当然我妻子是温良的,柔弱的,当初张蔚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她做同志,理由是她目光充满的“顺从意识”(不是反抗意识)。她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她曾帮我们做过多少好事。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女人个个脂颜粉面,矫揉做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像煞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我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窥视,一张放大的苹果脸引起了我注意,因为她几次旋转着看我,目光亲切温暖。我几次想象她向我走来,坐在我对面椅子上和我秘密攀谈。后来,我发现她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已叫我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条绵绵蛆虫。上帝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肉体艳遇,而是理想的“艳遇”--请允许我这样牵强地说。是,那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场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碗沿上。

              好,我要尽可能讲得简单明了,舞会中途休场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眩目。她正跟我妻子交谈着,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一眼,掉头问我妻子:

              “这是您先生?”声音有点嗲。

              我妻子点点头,很矜持的。她很快站起来,让我坐,也许还说了一句客套话。

              我说:“没关系,我在抽烟,想站一会,你坐。”

              她又坐下去,给我妻子看她黄灿灿的金表。我妻子懒懒地看,已经有点看得出的不耐烦。这时我好奇的目光透过烟雾,向她瞥去,开始我觉得她生得简单,只能说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罢了。我对漂亮的女人向来不太有好感,也许是出于一种妒嫉心理,也许是由于经验的教唆。我相信漂亮在女人身上就像武器在男人手里,总有一天会被他们使用,“恶毒地使用”--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话,你应该听说过。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脸上同样有种梦的气息,漂亮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非但不深刻,也许还是错误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就像看见风一样的看到了她的目光,同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片宁静得几乎是抽象的草原,和一条清明的小河,河水里波动着鹅黄的阳光。我知道,这都是我关于家乡的诗情的记忆,它们经常出现在我感受斯特劳斯恬美音乐的心灵里,现在它为一种目光所唤醒,我感到热烈,感到身体里有种东西在吝啬地燃烧。我贪婪地窥视着她,希望领会她外表的真正含义。

              不久,我似乎又有新的发现,我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漂亮女人,不像我开初看到的简单无趣,而是神秘的,复杂的,要看透她几乎需要对她面部进行分割地看。在她脸上,有两样东西十分醒目:一双眼睛和一对酒涡。当你重视她下半张脸时,那对甜蜜而快活的酒涡就会使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亲切、可爱代表了她,她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外表热烈,内心简单,也许稍有钱财的男人都能得到她的爱。然而,当你目光渐渐上移,凝视她的双眸,久久地凝视,你就会困惑地发现,一种智慧--成年人的智慧--正在她脸上稍稍地增长,冷静、深邃成了她全部,无聊的男人将为此懊丧,因为他们害怕智慧的考验。从这张面孔上,我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一个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着她情感,另一个却在压抑地呻吟,压抑和孤寂使她变得敏感、多疑,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当我把这两个世界融会贯通,我就觉得她神情之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风流,一种凝重的娇态,不是初发的娇态。这时候,我几乎渴望她掉头来向我打听她老乡,因为我已承认她是特殊的。我希望她就是“鸽子”。

              突然,她装得像刚记起什么来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眼神的这样问我:

              “上校,我想打问一下,你们二处是不是有个桂林人,姓秦,他可是我老乡呢。”

              天哪,果然如此!

              我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狂喜,平淡地告诉她,是有个姓秦的人,叫秦时光,系中校参谋。这个人注定要成为我们的牺牲品。他当时也在舞会上,我以一个抽象的阿拉伯数字出卖了这条前途黑暗的走狗。

              又一曲舞起时,我注意到姓秦的好似一只饥饿的苍蝇,始终回绕在你母亲身边,脸上堆满夸张的微笑。我可以想象,你母亲刚才一定是在他身旁故意夹杂出一两句混浊的桂林话,他便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这个从桂林乡下出来的穷小子,一个臭皮匠的儿子,我深悉他虚荣又贪婪的本性,有人恶毒地攻击他,说他眯起的双眼--他生有一双眯亮的鼠眼--从来只为上司和女人发光。我想这种评价除了有点夸张之外,更多的是贴切。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不可怕,但可恶。我不知他是怎么混入军统并且一再受到关怀,始终滞留在总部“吃香喝辣”,有人想赶也赶不下去。在同事间,他虚伪又媚俗的为人已使人讨厌,然而他自己并不讨厌。一个没有多少真本事又缺乏家族荣誉的人,能够在一群魔鬼中偷生,凭靠的就是“虚伪和媚俗”这两根拐杖。

              后来,我故意和他打招呼,把他喊过来。我知道,这样他一定会炫耀地把你母亲带过来介绍给我,同时也一定会讨好地请我妻子跳舞。然后我便毫不犹豫地牵起你母亲的手,与她一道旋入幽暗的舞池。分手时,我的右手已从你母亲潮湿的左手里接回一张纸条,我把这只庄严的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块擦嘴的手帕,一举一动都是人皆有之的,但却贯穿了深刻的内容。我们的配合一开始就显得惊人的默契。

              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银制的明月--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月光像水样铺开在大街上,房屋的墙沿上,城市显得格外宽敞。回到家里,走进书房,我发现,月光早在这里静静恭候我,我的出现使它微微颤动了一下,好像它是水做的。但即使是水我也没感到凉意,我只觉得宁静,而且这种宁静几乎是完整的,我甚至都不愿打破它,就在月光下细阅了你母亲给我的纸条。内容有二:

              1、请我尽快弄清一号监狱新址(我知道),和关押在内的张世雄等同志行刑的具体或者可能的时间及地点;

              2、三天后参加“红楼会议”。

            红楼会议

              第二次见面就在三天后的“红楼会议”上。   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至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三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又琢磨(琢磨不出名堂),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慧胡同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八点半钟,一辆呼啸而来的救护车突然刹在我身边,有人打开后门将我紧急地拉扯进去。起初我还以为是出事了,车上躺着一位伤员,头上缠着一头血湿的绷带,只露出一双晶晶黑眼和一口唇红的嘴巴。但车子刚开动,那人却轻巧地坐起来,用目光向我亲切致意,并伸出玉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才看出“伤员”正是你母亲。   作为我至南京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我记得真切,会议有六位成员,包括驾驶员,我是最后一个到会的,我上车后,他们跟我一一握手,但并不自我介绍。我注意到,他们都是我不熟悉的,包括你母亲,缠一头绷带也让我陌生。车子驶出黑暗的胡同时,你母亲想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下来,有人却说:   “别扯!”   这个人就是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有点北方口音。他自称是老A,让我好一阵激动。我知道,老A就是我们当时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头脑,从中央下来,是一名中央委员。在这么一个小会上见到他,我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过后来我知道这个老A并不是真正的老A,而是代表老A的老A,这种老A我想当时在南京也许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会上,老A首先明确,红楼小组从此成立,今后将不定期聚会。这个消息很鼓舞我,我有一种投入组织怀抱的温暖感。然后他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已再度挑起内战,“战争的风雨一时也许停不了”,要我们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打持久战”。在布置任务时,他说以后工作重心要转入收集军事情报和在工人中组织武装队伍这两个方面。   我左边突然有人插嘴说:“那以后学生运动是不是不搞了?”   我不记得老A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提这个问题的是个青年,书生模样,但性子似乎有点急,提问的方式也不机智,几乎马上让我猜到是个学生。他的眉角有一块猪肝色的红记,这对他做地下工作似乎不大有利。后来,年底的会上我就没见到他,听说是被捕了,不久我又听到他被杀的消息。他是我们小组上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 一个暗号叫“红胡子”的山东人是我们几人间年纪最大的,也许有五十多岁,额梢上有一撮下滴的白发,暗示出他古怪的性格。我和他在那天会上闹了点不愉快,但起因记不清了,也许是为营救张世雄等人观点上有分歧吧。他后来很快离开了我们,据说是去了上海,也可能是无锡。坦率说,我不大喜欢这个人,他身上我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怨气。 还有一位同志当时坐在我右侧,是个魁伟的人,二十五、六岁,长着一头神秘的红头发,也许是染的,我不清楚。他乔装车上医务人员,穿着白大褂,并且有一个医生的暗号,叫“一把刀”。他在那天会上几乎没说一句话,以沉默而为我注目。很不幸,他几乎就在南京快解放的前几天里暴露了身份,在拒捕中被乱枪打死。   现在我又看见了你母亲,她坐在单架上,在我们中央,穿一身坚硬的黑色使她显得凶冷、离群,而头上的绷带我刚才说过使她显得圣洁,所以总观起来,她那天身上有一种圣洁的冷漠和敌意。她一直缄默不语,我以为她今天不打算发言了,但车子从郊外回来的路上,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她突然说:“我挨到最后讲,是想多讲几句。”   就这样,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三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作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没人不准她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她性格的一次暴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为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为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话说(我太太后来变成个基督徒),她是一个“炽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是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作为她的战友,我将不断目睹到她“炽热的金的”一面,而那些刽子手,也许会迷醉于她“柔软的银的”表面。   她果然说了不少,也许比我们五个人加起来还要多。我现在已记不得她讲的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胡蝶迷,你就是把她们脑壳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情报。”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了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常常去那里行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歇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了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她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复去,却从不厌倦;她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她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   置身这群缺乏敌意甚至缺乏敌意想象的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了无聊的孤寂和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焦躁,所以她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室,希望组织上给她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清楚,她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腋窝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威胁。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   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A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去更有价值的处室)作为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散会前,我们为自己炽热的信念所驱使,大家围成一圈,伸出十二只虔诚的手叠在一起,齐声高喊:   “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象,要完成老A或者说代表老A的那个老A交给我的任务:帮你母亲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答应下来,不是因为我有条件完成,而是无理由拒绝。我们甚至连死都无法拒绝,还有什么可以拒绝的?保密局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初,由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和军统局内部反戴势力的作用,戴笠的亲信毛人凤并没有当上局长,局长的宝座上坐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只当了个副局长。但毛凭着蒋对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内部浙江派雄厚的势力,并没有把郑放在眼
            里。郑觉察到毛的威胁,一度扩张自身势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毛的浙江派,和郑的广东派。郑、毛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互相拆台。这时候,他们用人治人都讲究亲信嫡系,一个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进保密局核心机关,无疑有很大难度。我旁敲侧击试探一下,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在又一次舞会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难度告诉你母亲,你母亲一言不语,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种不愉快的沉思之中,脸上有一种凝固的受苦难的表情。但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一群怒放的鲜花中有些失态,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饮而尽,接着咯咯大笑起来,就像一朵恶毒开放的虞美人,妖艳又性感,一下把她刚才的失态淹没在笑声中。我身体几乎马上有种被目光烫伤的不安感,因为我看见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来,那是你母亲老乡秦时光妒嫉的目光。当时他正跟我妻子在跳舞,但你母亲的笑声惊扰了他,没等曲终,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

              你母亲说:“也许我得好好使使这把刀(指秦时光),他爱上我了。”

              我说:“他是毛人凤的一条狗,当心激怒他咬你。”

              “不会的,”你母亲说,“他在做梦,一只狗正在做梦呢。”说着又咯咯笑起来。

              秦时光过来问我们在笑什么,你母亲笑着说:“我们在说一只狗做梦的笑话,哦,老乡,你应该想办法帮我弄到这样一只狗,它从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檐下的走廊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做着一个个美梦,从不站起来一下。因为从来不站起来,一只燕子就在它温暖的胸脯上筑起了窝。”

              秦故作地说:“这样一条狗,需要有人打断它三条腿,弄瞎一只眼睛,还要把它的舌头割了,牙齿拨了。”

              我妻子说:“那太残忍了。”

              你母亲说:“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你母亲有一次重要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起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似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三百年前,一位道士曾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石砌的庙宇刚刚落成,一夜间便倾塌为一堆废墟。那天我们看到一顶破旧的尖塔和一个房屋的地基,这便是不朽的法场消失的最后一个象征。我们在历史的石阶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三点钟的灼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六月的芜杂的茅草,空气间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草的花香。在我们目极之处,城市散漫地座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龌龌龊龊,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我已记不得那天以前的一个月来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些时间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有些时间又可能什么都会发生,那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似乎什么都发生了,起码什么都可能要发生了。

              你知道,由于郑、毛两人的矛盾关系,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完成老A交给我的任务,将你母亲插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但那天下午,你母亲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蒋介石对郑介民的不信任,为驾空郑,又不想让其觉察,毛人凤和蒋介石私下开设了一部无线电台,随时在进行秘密联络。这是保密局内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内也许只有毛与秦时光两人知晓。你母亲正是从秦那里探听到这一秘密,我马上激动起来,兴奋地说:

              “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颗大树。”

              “是啊,”你母亲说,“我也这么想,但光知道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时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郑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很难器重我。”

              我说:“那些东西怎么能弄到呢?”

              你母亲说:“偷!”

              “偷?”我说,“那太冒险了。”

              她说:“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它办法,只有冒这个险。”

              我说:“去哪里偷呢?”

              她说:“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一样在睡大觉、写情书,人们讨厌他,指责他,说他在处里纯属多余,嚷着要把他赶走,赶到下面去。然而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个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也小看了他。

              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14把簇新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

              “我已约他今晚去我家作客,希望你成功。”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惊恐了。你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而我这次行动风险之大使它“最后一个”的可能性也增大到了极限。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隐秘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一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利的警报声。14把钥匙对我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它们将给我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我地狱之门。去冒这样的险无异于赌博,任何力量或心智都无法决定成败,成败只挂靠在“运气”两个字上。

              然而上帝在那天晚上突然向我伸出了仁慈的双手,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两道门,三只铁皮箱总共五把锁)不在这14把簇新的钥匙中,没有一次惊恐的经历让我持续得太久,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蛛迹,没有人看见起点,也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的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觉得这声音像枪声一样震耳欲聋。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离开她那里时,我怀着一种丧魂落魄的快乐告诉她:

              “一分钟前我已把一切甚至连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镜子(相机)里。”

              以后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想象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郑调至身边,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第三只眼,是他的“秦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神奇到这样地步:既“亲爱地”扯着郑介民的臂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都有她的视野和触角。就这样,保密局的两大世界被你母亲连贯起来,融为一体,那时候,保密局没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不知晓的。我说过,什么事情恰恰都会发生在一个时间里,同样什么事情有时往往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你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被她不可想象地创造出来,她撑起双手,就把保密局的地下世界支立起来,而且这世界还相当发达。我们活动于此,游刃有余,一点也不感到局促,不感到封闭和危险;我们置身其中,既看到了遥远的星辰之外的奇观,也看到了深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亲像是一面巨大的无穷无尽的镜子,保密局的一切细微、奥妙无不显现在她的镜子里。

              以后你母亲就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我窗前那条石子路上经过。除了舞会上例行的联络外,有时候我们也紧急地联系,譬如说我在她经过我窗前时突然地启窗,或者她在我窗前悉心化妆,那都是我们有急事相告的暗号。我记得有天下午,她在我窗玻璃外面停下来,又是照镜子又是涂唇膏,动作十分夸张又持久。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杨丰懋这个名字。


            真正的老A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过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A,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糸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会。

              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5月份到保密局的,6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7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秦时光”。然后在8月里,你母亲最
            重要的事情是和杨丰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偌大一个南京城也许没有几个不知晓这场婚礼的,这场婚礼隆重、浩大得像一个战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战役。

              我没有去参加他们婚礼,还不够格。但从报纸上,我看出杨丰懋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在水西门拥有自己豪华公寓。以后,你母亲就住在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汇聚到那里,在那里变成电波,传播出去。

              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就是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A。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就这样想,而且从那后我把自己对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及你母亲。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A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溶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A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妆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义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传播,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A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它都有些“生份”,那一定是回忆的不确切或者表达得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为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化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怀孕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的是不?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罗嗦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罗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走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
            ,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作“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临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糸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糸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的很多,甚至一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过一会,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作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

              老A!!

              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桂花街17号已叛变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
            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立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象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象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缈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间谍,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我可以说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拔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沦。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

              “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嘎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勿勿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下,说:

              “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糸。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止在一痤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恐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重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列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哪?”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墩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人,”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

              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带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他插嘴说:

              “他们被捕了。”沉默一会又说,“刚被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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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事情节和二战中的“海豹”行动一模一样。
        • 这个也没贴全。原文在哪里啊?
          • 贴全了,要么就是作者还没写完
    • 这样的故事还有吗?
    • 做个记号
      • 怪不得见你一条后腿儿悬空呢:D
        • JP!!!
        • :)))))))))
        • 这玩笑开得真是...
    • 阿童木, 你知道哪里能买到铁臂阿童木的漫画书吗?
      • 国内的网上书店如当当, 加拿大这边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