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街头摆摊替人写书信为生，然而爷爷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俩个姑姑很早就嫁人了，后来父亲和叔叔就靠奶奶给人家洗衣服为生并读完大学。

家父1955年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空军修建部做为一名技术干部，对此父亲对共产党一直报有感恩之情。然而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一开始从北京调任到浙江省水利厅，后来调到温州一家国营企业从事技术工作。至于父亲为何从皇城到温州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早年温州一直为前线城市，国家没有任何投入建设，所以温州在交通和城建方面一直是49年前的模式），父亲从来没有说，但我的猜想可能是因为母亲家庭出身不好，母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其实应该也不算是什么大的资本家，外公只是一个商人，有几家店面而已。

文革期间，温州武斗在全国也算是排在前几名的城市，父亲作为一名对共产党感恩的知识分子，当年也是年轻气盛，尤其是在北京工作过几年，接触的很多都是所谓的革命老前辈，所以对于造反派打倒领导就想不通，应该是在公开场合替这些革命干部鸣不平，所以就被当成保皇派给抓入狱，父亲的事情不但影响到他自己，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母亲和家庭。母亲在文革中被打成重伤，并致耳丧失功能，失聪一直到她去世。家庭当时也被抄了，我有记忆的是父亲一直念叨的Omiga 21钻手表以及他转专业时保留的军装、军帽等一系列的物品。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当年的价值，但我能体会父亲对自己以往经历的留恋。

1967年的秋天，父母早已被抓，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造反派荷枪实弹闯入我那个简陋之家，当时一个叫张梅春的人拿着手榴弹砸碎父亲写字台上的玻璃，这个惊吓让我一个两岁多的小屁孩一直印在脑海里，然后他们把我和八岁的大姐和不到五岁的二姐拉到卡车上，接到当时温州郊区牛山的半山腰上枪毙，牛山那个地方离家应该有6公里吧，当年温州6公里外的郊区跟野外是一样的，没有灯光，没有人烟。造反派把我们拉到半山腰，扔下我们姐弟三人，开车回温州城里。我大姐背着我，牵着二姐，三个人一路哭着顺着公路摸黑往温州走，到温州家门口，天已大亮。但是家被贴了封条，进不去了。我们姐弟三人就是大院对面的温州党校墙根下面哭着坐着，大概下午一点左右，我们三人实在是饿得不行，有邻居把煮饭的铝锅放在稻草做的保温套里放在门口并在保温套边放了一个小碗，姐姐胆小，就怂恿我去偷饭，我撒着小脚丫（半夜拉去枪毙，我们三都没有穿鞋），越过当时还是石子路的公路，用那个放在地上的小碗，掀开那个稻草做的盖子和锅盖，挖了一碗（其实也就是小半碗）就跑回党校的墙根底下，我们姐弟三人就这样吃那一小碗米饭，大姐的胃病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后来我们知道，邻居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接济我们，一直到父亲的同事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到农村一家农民家里抚养。

十年文革对家庭的冲击给我造成的是我对政治一直很避讳，这也是为什么我大学、读研、读博及至后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一直不入党的原因。然后就是以这样佛系的心态，在上海交通大学，只要不愿意同流合污，那么那些文革的一套做法就是降临在我的身上，这不仅仅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市政府，乃至中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他们使用的方法与文革又有何种不同。

如今流亡海外，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留我一命，相比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众多学者，我是幸运的。我今生没有大的理想追求，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等到中国真正地进入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