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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关于‘希望工程’的报道,很难相信不是真的。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希望都不要了的话,何以为继??!!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万维读者网】披露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简称青基会)违规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主要举报人柳杨20日现身广州,进一步公开青基会违规证据。她同时泣诉因举报而受到诸多威胁恐吓,二十多天来都要离京躲避。
据明报报道,20日出面亮相「中国青基会投资说明会」的举报人,包括原青基会财务部副主任柳杨、原甘肃省青基会秘书长苏宪华,以及为柳杨免费担任法律顾问的巩姓律师。到场采访的媒体除了来自香港五家报刊的记者外,还包括了的《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成都商报》等,显示挪用善款报道,已引起中国媒体关注。

柳杨表示,举报者不止她与苏宪华,还包括了青基会财务部原主管会计张培明、曾负责审核青基会财务状□的原「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董向功、曾在青基会财务部工作过的志愿者张静,以及一批因各种原因暂时不能披露姓名的人士。他们虽不能亲到广州出席记者会,但对希望工程巨额捐款被挪用及亏损抱□同样愤慨的感情。她们均将联署函件,希望通过媒体揭露真相,还希望工程清白。

柳杨表示,她于1989至1998年间在青基会工作,离职的原因是觉得难以认同青基会法定代表徐永光的做法,不愿同流合污。至于为何在离职前复印了大量青基会内部的问题证据,「有备而走」,柳杨指因为她当时已意识到自己成了徐永光的眼中钉,要自保唯有做好防范。果然徐永光找她,以她在希望工程负责财务多年,「难道没有问题」来威胁她;又派人登门「告诫」,暗示徐永光「有后台」,谁也告不倒,甚至请出一名与柳杨相熟的国务院局级高官致电柳杨「劝阻」。

更为严重的是,今年2月底柳杨向香港《明报》投诉丑闻后,一系列威胁恐吓接踵而来,家中陆续接到不明身分者的来电,警告柳杨「不要再向外发(放)那些破烂材料」、「悠□点」(北方方言,意谓小心点)。柳杨只好离京躲避。3月8日她登上火车,想去成都避一避,没料到半路上就接到成都亲友的电话,要她不要再去了,家里来了多个不明身分的男子,寻找柳杨。

柳杨续称,自己走后,北京家中继续接到许多电话,要找她,或要带话给她,都是恶狠狠的。这20多天,她先后转道西安、长沙、广州等地,漂泊不定,靠亲朋好友接济过日子,每次致电回北京,家中父母都为她担心。讲到伤心处,柳杨潸然泪下。她说,今天她豁出来,是认识到唯有曝光才是最安全的保障,否则,她若不明不白地消失,天理不公。

柳杨表示,若经过媒体介入,事件仍未得到重视解决,他们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直接公开向有关部门投诉等。她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反腐败的决心是不会变的,希望工程一定可以得回清白,否则,中国政府将愧对海内外数目众多的捐款人。

出席说明会的另一名举报人苏宪华女士愤怒地表示,希望工程是神圣的事业,但竟然有人敢向这个神圣事业伸黑手,「这个人真该下地狱」!她同时揭露,青基会法定代表徐永光曾通过「拣赞助学生」的办法,赚取捐款,做法缺德。

现已退休的苏宪华,由91年至去年任贫困地区甘肃省青基会秘书长。据她介绍,甘肃省率先推行「一对一」的「结对」资助模式,即把每位捐款人的款项直接交予一个学童。原来的救助对象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全包,大约要400元人民币。后来青基会发通知给各地,明确要求各省在上报「结对」救助对象时,最好不要找低年级学生,尽量找三年级以上的救助对象。

20日傍晚,青基会再度对事件作回应,在互联网页上发布声明称「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袭击」,反指对事件的追踪报道,「是一起犯罪分子旨在摧毁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恐怖袭击行动」,理由是柳杨与原青基会某项目负责人「关系密切」,而后者曾因贪污捐款被判刑。

青基会声明非但没有否定丑闻的真确性,反而引述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涂猛说,文件是青基会前财务部副主任柳杨「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大量机构财务资料」,「大量窃取中国青基会的内部文件,作为要挟(胁)和攻击中国青基会的炮弹」,变相证实了文件确系青基会内部文件。

涂猛在声明中反击举报人柳杨,指他攻击青基会是为了替一个叫易晓的朋友翻案。1991年,青基会接受荷兰飞利浦公司捐赠激光视听设备,聘请了该项目牵线人易晓做项目办公室副主任,易晓贪污受贿,92年被羁押,97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死刑,缓期两年,后减至有期徒刑20年。

声明说,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柳杨和易晓形影不离。柳杨多次代表易晓威胁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要对徐永光和中国青基会实行所谓的“霹雳行动”。去年9月份,柳杨又以易晓曾有功于中国青基会为由,找徐永光要中国青基会为易晓的翻案活动提供经费,遭到拒绝。之后柳杨便展开连串攻击青基会的行动。声明因此以「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袭击」为题。

而青基会负责人徐永光则说,希望工程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中失误总是有的,但他一向坚持依法办事和严格自律两条原则,因此个人打不倒,机构打不倒,希望工程更打不倒。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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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乐韵书香 / 今天看到关于‘希望工程’的报道,很难相信不是真的。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希望都不要了的话,何以为继??!!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万维读者网】披露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简称青基会)违规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主要举报人柳杨20日现身广州,进一步公开青基会违规证据。她同时泣诉因举报而受到诸多威胁恐吓,二十多天来都要离京躲避。
    据明报报道,20日出面亮相「中国青基会投资说明会」的举报人,包括原青基会财务部副主任柳杨、原甘肃省青基会秘书长苏宪华,以及为柳杨免费担任法律顾问的巩姓律师。到场采访的媒体除了来自香港五家报刊的记者外,还包括了的《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成都商报》等,显示挪用善款报道,已引起中国媒体关注。

    柳杨表示,举报者不止她与苏宪华,还包括了青基会财务部原主管会计张培明、曾负责审核青基会财务状□的原「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董向功、曾在青基会财务部工作过的志愿者张静,以及一批因各种原因暂时不能披露姓名的人士。他们虽不能亲到广州出席记者会,但对希望工程巨额捐款被挪用及亏损抱□同样愤慨的感情。她们均将联署函件,希望通过媒体揭露真相,还希望工程清白。

    柳杨表示,她于1989至1998年间在青基会工作,离职的原因是觉得难以认同青基会法定代表徐永光的做法,不愿同流合污。至于为何在离职前复印了大量青基会内部的问题证据,「有备而走」,柳杨指因为她当时已意识到自己成了徐永光的眼中钉,要自保唯有做好防范。果然徐永光找她,以她在希望工程负责财务多年,「难道没有问题」来威胁她;又派人登门「告诫」,暗示徐永光「有后台」,谁也告不倒,甚至请出一名与柳杨相熟的国务院局级高官致电柳杨「劝阻」。

    更为严重的是,今年2月底柳杨向香港《明报》投诉丑闻后,一系列威胁恐吓接踵而来,家中陆续接到不明身分者的来电,警告柳杨「不要再向外发(放)那些破烂材料」、「悠□点」(北方方言,意谓小心点)。柳杨只好离京躲避。3月8日她登上火车,想去成都避一避,没料到半路上就接到成都亲友的电话,要她不要再去了,家里来了多个不明身分的男子,寻找柳杨。

    柳杨续称,自己走后,北京家中继续接到许多电话,要找她,或要带话给她,都是恶狠狠的。这20多天,她先后转道西安、长沙、广州等地,漂泊不定,靠亲朋好友接济过日子,每次致电回北京,家中父母都为她担心。讲到伤心处,柳杨潸然泪下。她说,今天她豁出来,是认识到唯有曝光才是最安全的保障,否则,她若不明不白地消失,天理不公。

    柳杨表示,若经过媒体介入,事件仍未得到重视解决,他们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直接公开向有关部门投诉等。她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反腐败的决心是不会变的,希望工程一定可以得回清白,否则,中国政府将愧对海内外数目众多的捐款人。

    出席说明会的另一名举报人苏宪华女士愤怒地表示,希望工程是神圣的事业,但竟然有人敢向这个神圣事业伸黑手,「这个人真该下地狱」!她同时揭露,青基会法定代表徐永光曾通过「拣赞助学生」的办法,赚取捐款,做法缺德。

    现已退休的苏宪华,由91年至去年任贫困地区甘肃省青基会秘书长。据她介绍,甘肃省率先推行「一对一」的「结对」资助模式,即把每位捐款人的款项直接交予一个学童。原来的救助对象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全包,大约要400元人民币。后来青基会发通知给各地,明确要求各省在上报「结对」救助对象时,最好不要找低年级学生,尽量找三年级以上的救助对象。

    20日傍晚,青基会再度对事件作回应,在互联网页上发布声明称「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袭击」,反指对事件的追踪报道,「是一起犯罪分子旨在摧毁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恐怖袭击行动」,理由是柳杨与原青基会某项目负责人「关系密切」,而后者曾因贪污捐款被判刑。

    青基会声明非但没有否定丑闻的真确性,反而引述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涂猛说,文件是青基会前财务部副主任柳杨「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大量机构财务资料」,「大量窃取中国青基会的内部文件,作为要挟(胁)和攻击中国青基会的炮弹」,变相证实了文件确系青基会内部文件。

    涂猛在声明中反击举报人柳杨,指他攻击青基会是为了替一个叫易晓的朋友翻案。1991年,青基会接受荷兰飞利浦公司捐赠激光视听设备,聘请了该项目牵线人易晓做项目办公室副主任,易晓贪污受贿,92年被羁押,97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死刑,缓期两年,后减至有期徒刑20年。

    声明说,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柳杨和易晓形影不离。柳杨多次代表易晓威胁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要对徐永光和中国青基会实行所谓的“霹雳行动”。去年9月份,柳杨又以易晓曾有功于中国青基会为由,找徐永光要中国青基会为易晓的翻案活动提供经费,遭到拒绝。之后柳杨便展开连串攻击青基会的行动。声明因此以「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袭击」为题。

    而青基会负责人徐永光则说,希望工程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中失误总是有的,但他一向坚持依法办事和严格自律两条原则,因此个人打不倒,机构打不倒,希望工程更打不倒。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希望工程有这种事都在俺意料之中,无官不贪啊。所以如果俺要捐款才不会捐给什么基金,什么工程。
      • 从新浪上看,这条新闻已经有后续报道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不同说法。
        • 刚刚看了,爱,不论谁的责任,看来希望工程里的猫腻总是不少。
    • 所以我从来不给希望工程捐钱,发动老百姓捐半天,还不如公款吃喝花掉的多。
    • 不能把希望工程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肆意玩弄人们的好心,谁还相信谁?转一篇相关文章。除了叹息一声,还能怎样?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性功能与希望工程

                      ·沈 睿·

      一个名叫关的妇女在本学期开始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电子信,介绍她自己对中国文化有兴趣,问她是否可以旁听我的课“自我与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导读。”我回信说可以,来吧。在美国教书我似乎有种使命,学习中国的文化,人来得越多越好。我只是回信说我恐怕不会看她的作业,因为我实在太忙。她又回信说,她不做作业,只要来听我的课。一切就这么定了。

      那天我进教室看到她,是一个中年妇女——普通的中年妇女,在大街小巷你都可以见到的那种妇女。她大概有五十岁左右,穿得很简单,甚至很朴素,但又似乎是个职业妇女的模样。短短的头发,瘦弱的身材,个子不太高,戴着一付眼镜。见到我,她用中文对我说:“你好!”我惊讶地问她会说中文吗?“一点点,一点点。”她的声音很轻柔。我问她哪里学的,她说在哈佛大学她选过中文课。我再用中文问她, 她笑着摇头说她听不懂了,她说她的中文名字是关德琳。

      关德琳就这样坐在我的课堂里。我们每次也都用同样的中文问好,交谈两句,也很简单。一天下课的时候她问我是否可以帮助她安装一个中文软件,因为软件的解说是中文的,她看不懂。因为碰巧我也用同样的中文软件,我就答应了。上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到她家去,她要请我吃饭,我同时去帮她安装软件。

      我到了她家,发现她住在退休的人居住区,房子是新的,才知道她才从波士顿搬到缅因州,搬来不太久。她独身一人,没有孩子,只有两只猫,一只叫PUYI,另一只叫玉。她笑着解释说,PUYI很高傲,有帝王的尊严,所以她用中国末代皇帝的名字命名他。我开玩笑说,中国末代皇帝就是她的孩子了。她一边说对,一边说我说的不对。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说她实际上有很多孩子。我问她的孩子在哪里。她高兴地说,他们都是中国的孩子。“我有九十个中国孩子!”

      我楞在那里,看着她,她得意地解释,“我有九十个中国孩子,我赞助九十个中国孩子上学。你知道中国的希望工程吗?我给九十个孩子钱,让他们上学。” 我真的楞在那里了。我没有想到这个独身的女性,一个退休了的普通女人,会赞助远在中国的失学儿童。我突然觉得很惭愧,上课很忙,我从没有问过她的生活,更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就没有到软件上去,都围绕着她是怎么发现和开始帮中国孩子上学的。

      六年前,她偶尔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谈到贵州失学儿童的情况。她读了后,很震动,就给写了那篇文章的记者写了一封信,询问她怎样能帮助中国的失学的孩子们。《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泰勒回信说他可以帮忙把钱给学校。就这样,她把第一笔钱送到了贵州省一个贫穷的乡村。据说,在这个乡村里,因为穷,很多孩子都辍学了。她连续不断地给这个学校钱,学校似乎是以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来算他们总共需要多少钱,向她报帐和要求资助的数目。这个期间她两次去中国,到她赞助的学校去。可惜两次都因为交通困难,她没能到达那个乡村。那个乡村实在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后来,泰勒转到别处工作,她就直接把钱给当地的教育局,教育局再把钱给那个学校。教育局的王太太是联系人。

      “王太太是好人。我很信任她。”关德琳告诉我。她说她虽然没有到过那个学校,但是,她见到过那个学校的校长,还有很多照片。

      于是,我们就开始看照片。她有两本影集是那个学校和孩子们的照片。还有所有来往的信。照片里的孩子排成队,手里拿着新书包,站在那里,表示他们收到了钱。关德琳很兴奋,她不停地说,“这些孩子对我很重要。想到我可以为他们作一点点事情,我就觉得很值得。这些孩子,也许有一两个长大了,会记住一个美国的女性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资助过他们,中国人和美国人就会有基本的友谊,我们两国的人民会知道人民是友好和互相帮助的。人民的友谊比政府要重要得多。”

      我能说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善良,理想主义的女性。我的中国人的怀疑显得很不高尚--我在怀疑这些钱是不是都真的花到这些孩子们身上。我点头称是,同意她的意见。看到那些照片,我想,无论怎样,这些孩子们还是得到了好处,一个新的书包带来的兴奋,我也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的情况。我看了看学校送来的帐目,受益学生的名单等等,我还是宁愿相信当地的校长和老师会真诚地用这些钱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关德琳问我是否想这些钱真的给了孩子们,我努力肯定地说,我相信当地人不会滥用这些钱,请她放心吧。我不忍心让我的怀疑影响她。我宁愿让她保持她的理想和善良的人道主义。

      我仔细地读那些几年前有的孩子的感谢信。那些信千篇一律,都是空话联篇,内心想,中国的教育还不如不受,越受越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模子,这些孩子的信都是一个调子,好像是照着标准信写的,看了几封,我就放在一边了。她不停地说,“我真希望这些孩子多给我写信,可惜他们不怎么写信。我要好好地学我的中文,可以直接给他们写信。”我继续看别的信和照片。看到那些照片,那些中国的贫穷的农村的照片,我觉得那么熟悉,好像中国的味道都过来了。从那些信中我知道关德琳给校长的儿子买了衣服寄了过去,因为校长写信表示感谢。从那些信中我知道学校盖了新教室等等。在那些信中我突然发现一封打字的信,我惊讶地说,“难道他们有电脑吗?” 她回答,“是啊,我给他们买的。他们的校长要电脑,我也不明白要电脑干什么,我开始不想给他们买电脑。但是,校长说他们就需要电脑。我没有办法,给了他们钱,买了电脑,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用电脑。那个地方有没有互联网?电脑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吗?”我没有回答,因为, 另外一封信吸引了我。

      这是一封新来的信,是新年前写的,不过两三个月前来的。是校长给关德琳的直接的信。信中问候关德琳和她的生活。第二段就谈到他自己的生活。他说他的祖父去世了,他心里很难过。同时他也生病了。他请关德琳给他两万块钱治病。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了革命工作,他需要钱治病。他的病,他说是性功能障碍症。

      我手里拿着这封信,真真地楞在那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白纸黑字,校长要美国友人关女士资助他钱治他的性功能障碍症。没有一句谈到孩子的教育和学习,是性功能,而不是教育。我惊讶地抬起头,问她,“你给了他钱吗?”

      “没有。我没给钱。我不明白这位校长为什么告诉我他性无能。这封信让我很为难,很不好意思。我收到信后到你们大学去找教中文的教授为我翻译这封信。我是第一次请中国的教授帮忙。结果那一个男教授给我翻译信, 对我说校长是性功能有问题,要钱。我和这位素不相识的教授讨论性功能障碍这个词,因为我不相信校长会写这个病因给我。简直荒谬可笑,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中国教授讨论性功能。我不明白,这是你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吗?告诉别人你的私生活,你的性生活?”

      她的一大串话要我先是哑口无言,后是愤怒地叫起来,“当然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对不相识的人谈个人的性能力,这是一个私人的话题。” 她很困惑地看着我:“那这个校长干吗告诉我这个事情呢?我可以给孩子们钱,但是我对校长个人的生活不感兴趣,他有没有性功能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这个作理由要钱呢?”

      我气得说,“我怎么知道?你不要问我,你不如给校长写封信,问问他。”

      她说,“我还没写信呢,他又来了一封信,这,给你。”

      我接过信,只有半页纸,信中问关女士收到前一封信没有。说,自己急需治病,请立刻把钱汇来。如果一时拿不出两万块,一万块也行。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问,“你请人翻译这封信了吗?”她淡淡地说,“还没有呢,我正想找你看一看呢。”

      “他在催你给钱呢。”我说,“他急着治病呢。”

      关德琳看着我说,“还是性功能吗?如果是这个病,我不想给钱。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中国人不是觉得儿子是最重要的吗,所以他的病,重要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不给他钱,我只给孩子们钱。”她很坚定地说。

      关德琳过去的工作是工商业咨询,她帮助别人计划企业,办公司等等,这是她的专长。多年的职业妇女生涯训练她的干练,聪明,机智。

      我点头支持她,“对。给希望工程钱,那才是我们中国的希望。”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无话可说。以后我要是资助教育,就实物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