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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附庸风雅的中国电影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本帖不完全代表北溟的观点。)

(9月8日18:42)



            ——王朔大批判张艺谋陈凯歌

  王朔又推出了《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此书可谓王朔一年多来骂仗之大成,从金庸到鲁迅,从余秋雨到余杰,从陈凯歌到张艺谋,无论是江湖大腕、还是文坛小将,此公一个也不放过,四面出击,大作针砭。

  聪明的王朔在书中玩了个分身术———设计出一个名为老侠的谈话对象,于是有守有攻、忽软忽硬,指东打西,好不快意,好比周伯通的双手互搏术,功击力猛增一倍。

  大众文化的无聊、知识分子的无耻,是书中两大命题。或许你不赞成他的恣肆和偏激,却也不能不欣赏他“寸铁杀人”的勇敢和机敏。我们要承认:王朔说出了很多真相,至少,他出语的巧劲与狠劲,颇能激发我们探索真相的趣味。

  以下内容,节录自书中《导演能坚持什么》一节。

  在电影圈呆过,才知道制约严酷老侠:我记得你曾执导过两部片子,都没有通过。看来,你与别人合着弄个电影剧还能播出,等你自己真想弄个什么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来,我可以写小说,谁管得着?我在里面时最后弄得自己也没劲儿了,太累,无聊,受委屈是活该倒霉我自找的,我最后出来是必然的。一是自己内心中已经觉得没劲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

  老侠:换句话说,在这儿当导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须变着法儿迎合什么。

  王朔:必须这样。在那过程中也许会有不舒服不满足,觉得是不是可以拍点别的,但很难做到。这些还在其次。在与一些导演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说他们作为导演生存下来的欲望特别强。

  他们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严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过,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着钱,多少枭雄一晃而过,去年还红得发紫,转过年来,一炮没打响,就下来了,作为导演的失败。拍一部片子难死了。

  这种情况,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到那些制约的严酷。对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导演,我从最同情的角度讲,是被生活逼的。当然,你可以说,咱不干成不成?

  有的人就说:我就不干这个就退了。但我觉得,这种人挺少的,基本没有。

  我能退出,是因为我原本就是写小说的。

  张艺谋与陈凯歌,一路投机走到现在老侠:非要钻进那个明明是迎合什么的圈子嘛!说白了,不是生存问题,而是电影这一行所带来的名声和金钱的问题。实际上是利益。想一个人活得没有心理压力,有口饭吃并不那么难。但要活得有个虚名和大把的金钱,在这儿除了投机取巧就没有其他路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说电影能是个什么东西,它不可能是个东西。

  你要个性化也只能是一种普遍要求中的畸形东西。整个电影都是假的,虚幻的,自吹自擂的,就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就没有好电影,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局部的有闪光的地方。现在大家都说陈凯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觉得还可以。

  虽然他的想法一开始就是错的,但是他还要自我坚持,想从中弄出点儿个性来。

  这样,他只有在这么个情况下才能坚持个性。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求不谋而合了,《刺秦》里就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正好与主旋律吻合。

  当年我们祖辈们就有一种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扬这种东西和弘扬爱国主义莫名其妙地合在一起。

  老侠:你说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是国内外的知名导演,都得过国际大奖,当过国际著名电影节的评委,人家还请张艺谋拍歌剧《图兰朵》,钱也是大把大把的。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当了名导了,他们就用不着……

  王朔:怎么用不着,我说这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会因为你说什么就停下来。

  这里还有个问题,他们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机过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早年就坚持了什么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那会儿时髦什么他就拍什么。其实和谢晋的做法大同小异,谁也没真坚持过什么。倒是田壮壮比较牛,他拍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多难看的电影啊,但他说,我就喜欢,我就拍这个,你不让我拍,别的还不拍了呢。

  老侠:壮壮最后拍了个《蓝风筝》,没通过,以后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对,你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坚持了自己。其他人,别说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趣味、坚持自己美学上的什么观点,就连最煽情的MTV也能干了。陈凯歌拍了一个《国旗》的MTV,是同类MTV中,我见过的最煽情的。

  陈凯歌的电影———假大空的浪漫情怀老侠:回头想想,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煽情,就诗情画意的。

  《黄土地》、《红高粱》等东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观念所左右,他们要用一个电影概括历史、表现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们从那时重视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们对人采取俯视的视角,居高临下。相比之下看看台湾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拍得极为真实流畅,是中国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侯孝贤对人的关心是一种切近的具体的平等的,真正把人放在镜头前拍。而陈凯歌、张艺谋则是用外国电影技巧包装虚假的浪漫情怀,我称之为“黄土地的浪漫情怀”、“红高粱地的浪漫情怀”,他们那个时候就在用浓烈的抒情手法撒弥天大谎。外国人来中国,大都要去看那个老古董长城,张艺谋就用电影建一座中国人的精神长城。长城是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们为了睡个好觉,做完春梦,利用权力驱赶着羊群般的人进行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吗?

  王朔:陈凯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坚持自己的趣味,当然是在那种吻合条件下,那张艺谋呢?我倒觉得,他是一直能赶上潮走的人,手把红旗旗不湿那种。

  所以,每次潮来,他都有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老侠:张艺谋在80年代末90年代之所以风头压过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么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实际上一点也不先锋,抛开他片子中建造虚假精神长城的大观念不说,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极为通俗,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性的“性”。《红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乱伦”,《大红灯笼》是“妻妾成群”,他想用影像夸大张扬中国人的生命力一样地夸大、张扬性的作用。用浓墨重彩的电影技巧包装那点可怜的硬造出来的“性高潮”。

  他的硬件全是流行色情小说的主题。到了“咱爹咱妈”又变成爱情的流行曲。而陈凯歌在实验电影上走入绝境,《边走边唱》彻底失败,在国际电影节上弄了个“金闹钟奖”,即最乏味的电影。于是他也不得不转向通俗转向大众转向主流,他曾说张艺谋走的是好莱坞主流电影的路子,而他是异端电影,永远不会迎合主流。但他坚持不住了,于是有了《霸王别姬》,他的硬件更打人,同性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名演员,阵容强大。我听人说了这片子棒,获了“戛纳奖”,就去看了,但没看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虚假,巩俐和张丰毅在影片中做爱的镜头就更虚假。他这个劲,走到《刺秦》一点儿也不奇怪。

  张艺谋———用最朴实的电影手法撒大谎王朔:那我还觉得陈凯歌有点儿自己的东西。张艺谋最近的片子,我特别受不了的是什么?是《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向社会灌输的一种观念,我认为对中国人特别有害:你只要努力,就能收获,一分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有志者事定成!

  他似乎以为别人都在变换立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样,坚持!那我就要问,坚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断赶着潮头在那儿干!你不让我这么干,我就那么干,拣你喜欢的干,反正我就要在这儿。我就要挖,任谁也拉不住我下地,挖!

  老侠:实际上张艺谋教给人的坚持是一种什么逻辑呢?实际与主流的逻辑是贯通的。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张艺谋是为了坚持(拍电影)可以不择手段。扩而广之就是,为了活出一种体面,要不择手段地坚持下去。挖达不到目的,我就刨。浪漫的诗意的浓墨重彩的镜头不行,我就换一种朴实的平淡的纪念片似的镜头。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全是一个样,弄得土呵呵的,群众演员,用最朴实最写实的电影手法撒一个弥天大谎。秋菊也坚持,坚持到最后是公安局领导出面、市领导出面帮她解决问题,替她鸣不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农民在现代土皇帝统治下的无奈一点儿也没有了。他也在告诉别人: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有出头之日。他只管活着,不管怎么活,而这种不问怎么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国人观念中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最可笑的是还有一位北大法学教授,拿着《秋菊打官司》论证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反对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接轨。把严肃的论证建立在一部撒谎的电影上,我就只能说这位教授的论证也是谎言,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

  王朔:他后面那两个更是撒弥天大谎,秋菊到最后还有个法盲的说法,《一个都不能少》那个就只有感激的份儿,社会一关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靠什么希望工程、几个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决的。

  老侠:最根本的问题他不触及,就用土块子修造真善美的长城,貌似民间关怀,实质是平庸。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张艺谋的事业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种土坷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个都不能少》还是个电影,而《我的父亲母亲》已经不是电影了,更是弥天大谎了,一首MTV变成了爱情绝唱,硬把MTV的长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长度。什么好几十年的等待,好几十年的乡下过日子,多么多么艰难……这两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块儿。

  不是酷爱电影,而是为了在潮流中“活着”王朔:我觉得再没有比在中国民间强调诗情画意更不诚实的了。他这等于把那种风景的优美置换成所谓人性的优美,把中国农村风光的相互置换成中国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对民族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美好生活的信心。这种置换即便作为一种艺术包装了的宣传也比较拙劣。而且我觉得用那么简单的方法做这种煽情,那我只能认为他的全部目的仅仅是为美好而美好,他也懒得费多大心思,就弄一个简单的东西端给你。当然,有人会佩服诗情的,诗好像就是简单。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蒙不了人,他那里没东西就是没东西,他最终达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饰就一无所有了。

  老侠:最近报纸上说张艺谋出任了一个模特大赛的评委,保不齐他哪天又玩上服装了,也弄个张艺谋的名牌系列。现今的“腕儿们”都属于全才型,全面开花是时代的潮流。你说一不留神没准弄出个《红楼梦》,但这还是你的本行,是小说。但是其他腕儿们,像赵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传作家,张艺谋一不留神就当了模特大赛评委,陈凯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国庆观礼台……

  王朔:潮流变了,他会换的,但无论怎么换都是为了活着。

  老侠:他现在活着的方式就是必须拍电影,拍着电影就是活着,他对电影真有一种狂热的酷爱吗?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电影《活着》,他要是拍不成电影,我想,他会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着,可能是他的首要问题。活着,拍电影,不择手段地拍,不择手段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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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日18:42)



                ——王朔大批判张艺谋陈凯歌

      王朔又推出了《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此书可谓王朔一年多来骂仗之大成,从金庸到鲁迅,从余秋雨到余杰,从陈凯歌到张艺谋,无论是江湖大腕、还是文坛小将,此公一个也不放过,四面出击,大作针砭。

      聪明的王朔在书中玩了个分身术———设计出一个名为老侠的谈话对象,于是有守有攻、忽软忽硬,指东打西,好不快意,好比周伯通的双手互搏术,功击力猛增一倍。

      大众文化的无聊、知识分子的无耻,是书中两大命题。或许你不赞成他的恣肆和偏激,却也不能不欣赏他“寸铁杀人”的勇敢和机敏。我们要承认:王朔说出了很多真相,至少,他出语的巧劲与狠劲,颇能激发我们探索真相的趣味。

      以下内容,节录自书中《导演能坚持什么》一节。

      在电影圈呆过,才知道制约严酷老侠:我记得你曾执导过两部片子,都没有通过。看来,你与别人合着弄个电影剧还能播出,等你自己真想弄个什么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来,我可以写小说,谁管得着?我在里面时最后弄得自己也没劲儿了,太累,无聊,受委屈是活该倒霉我自找的,我最后出来是必然的。一是自己内心中已经觉得没劲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

      老侠:换句话说,在这儿当导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须变着法儿迎合什么。

      王朔:必须这样。在那过程中也许会有不舒服不满足,觉得是不是可以拍点别的,但很难做到。这些还在其次。在与一些导演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说他们作为导演生存下来的欲望特别强。

      他们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严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过,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着钱,多少枭雄一晃而过,去年还红得发紫,转过年来,一炮没打响,就下来了,作为导演的失败。拍一部片子难死了。

      这种情况,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到那些制约的严酷。对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导演,我从最同情的角度讲,是被生活逼的。当然,你可以说,咱不干成不成?

      有的人就说:我就不干这个就退了。但我觉得,这种人挺少的,基本没有。

      我能退出,是因为我原本就是写小说的。

      张艺谋与陈凯歌,一路投机走到现在老侠:非要钻进那个明明是迎合什么的圈子嘛!说白了,不是生存问题,而是电影这一行所带来的名声和金钱的问题。实际上是利益。想一个人活得没有心理压力,有口饭吃并不那么难。但要活得有个虚名和大把的金钱,在这儿除了投机取巧就没有其他路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说电影能是个什么东西,它不可能是个东西。

      你要个性化也只能是一种普遍要求中的畸形东西。整个电影都是假的,虚幻的,自吹自擂的,就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就没有好电影,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局部的有闪光的地方。现在大家都说陈凯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觉得还可以。

      虽然他的想法一开始就是错的,但是他还要自我坚持,想从中弄出点儿个性来。

      这样,他只有在这么个情况下才能坚持个性。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求不谋而合了,《刺秦》里就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正好与主旋律吻合。

      当年我们祖辈们就有一种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扬这种东西和弘扬爱国主义莫名其妙地合在一起。

      老侠:你说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是国内外的知名导演,都得过国际大奖,当过国际著名电影节的评委,人家还请张艺谋拍歌剧《图兰朵》,钱也是大把大把的。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当了名导了,他们就用不着……

      王朔:怎么用不着,我说这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会因为你说什么就停下来。

      这里还有个问题,他们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机过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早年就坚持了什么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那会儿时髦什么他就拍什么。其实和谢晋的做法大同小异,谁也没真坚持过什么。倒是田壮壮比较牛,他拍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多难看的电影啊,但他说,我就喜欢,我就拍这个,你不让我拍,别的还不拍了呢。

      老侠:壮壮最后拍了个《蓝风筝》,没通过,以后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对,你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坚持了自己。其他人,别说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趣味、坚持自己美学上的什么观点,就连最煽情的MTV也能干了。陈凯歌拍了一个《国旗》的MTV,是同类MTV中,我见过的最煽情的。

      陈凯歌的电影———假大空的浪漫情怀老侠:回头想想,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煽情,就诗情画意的。

      《黄土地》、《红高粱》等东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观念所左右,他们要用一个电影概括历史、表现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们从那时重视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们对人采取俯视的视角,居高临下。相比之下看看台湾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拍得极为真实流畅,是中国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侯孝贤对人的关心是一种切近的具体的平等的,真正把人放在镜头前拍。而陈凯歌、张艺谋则是用外国电影技巧包装虚假的浪漫情怀,我称之为“黄土地的浪漫情怀”、“红高粱地的浪漫情怀”,他们那个时候就在用浓烈的抒情手法撒弥天大谎。外国人来中国,大都要去看那个老古董长城,张艺谋就用电影建一座中国人的精神长城。长城是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们为了睡个好觉,做完春梦,利用权力驱赶着羊群般的人进行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吗?

      王朔:陈凯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坚持自己的趣味,当然是在那种吻合条件下,那张艺谋呢?我倒觉得,他是一直能赶上潮走的人,手把红旗旗不湿那种。

      所以,每次潮来,他都有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老侠:张艺谋在80年代末90年代之所以风头压过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么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实际上一点也不先锋,抛开他片子中建造虚假精神长城的大观念不说,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极为通俗,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性的“性”。《红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乱伦”,《大红灯笼》是“妻妾成群”,他想用影像夸大张扬中国人的生命力一样地夸大、张扬性的作用。用浓墨重彩的电影技巧包装那点可怜的硬造出来的“性高潮”。

      他的硬件全是流行色情小说的主题。到了“咱爹咱妈”又变成爱情的流行曲。而陈凯歌在实验电影上走入绝境,《边走边唱》彻底失败,在国际电影节上弄了个“金闹钟奖”,即最乏味的电影。于是他也不得不转向通俗转向大众转向主流,他曾说张艺谋走的是好莱坞主流电影的路子,而他是异端电影,永远不会迎合主流。但他坚持不住了,于是有了《霸王别姬》,他的硬件更打人,同性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影中。名演员,阵容强大。我听人说了这片子棒,获了“戛纳奖”,就去看了,但没看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虚假,巩俐和张丰毅在影片中做爱的镜头就更虚假。他这个劲,走到《刺秦》一点儿也不奇怪。

      张艺谋———用最朴实的电影手法撒大谎王朔:那我还觉得陈凯歌有点儿自己的东西。张艺谋最近的片子,我特别受不了的是什么?是《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向社会灌输的一种观念,我认为对中国人特别有害:你只要努力,就能收获,一分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有志者事定成!

      他似乎以为别人都在变换立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这样,坚持!那我就要问,坚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断赶着潮头在那儿干!你不让我这么干,我就那么干,拣你喜欢的干,反正我就要在这儿。我就要挖,任谁也拉不住我下地,挖!

      老侠:实际上张艺谋教给人的坚持是一种什么逻辑呢?实际与主流的逻辑是贯通的。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张艺谋是为了坚持(拍电影)可以不择手段。扩而广之就是,为了活出一种体面,要不择手段地坚持下去。挖达不到目的,我就刨。浪漫的诗意的浓墨重彩的镜头不行,我就换一种朴实的平淡的纪念片似的镜头。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全是一个样,弄得土呵呵的,群众演员,用最朴实最写实的电影手法撒一个弥天大谎。秋菊也坚持,坚持到最后是公安局领导出面、市领导出面帮她解决问题,替她鸣不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农民在现代土皇帝统治下的无奈一点儿也没有了。他也在告诉别人:只要你坚持,就一定能有出头之日。他只管活着,不管怎么活,而这种不问怎么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国人观念中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最可笑的是还有一位北大法学教授,拿着《秋菊打官司》论证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反对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接轨。把严肃的论证建立在一部撒谎的电影上,我就只能说这位教授的论证也是谎言,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

      王朔:他后面那两个更是撒弥天大谎,秋菊到最后还有个法盲的说法,《一个都不能少》那个就只有感激的份儿,社会一关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靠什么希望工程、几个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决的。

      老侠:最根本的问题他不触及,就用土块子修造真善美的长城,貌似民间关怀,实质是平庸。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张艺谋的事业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种土坷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个都不能少》还是个电影,而《我的父亲母亲》已经不是电影了,更是弥天大谎了,一首MTV变成了爱情绝唱,硬把MTV的长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长度。什么好几十年的等待,好几十年的乡下过日子,多么多么艰难……这两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块儿。

      不是酷爱电影,而是为了在潮流中“活着”王朔:我觉得再没有比在中国民间强调诗情画意更不诚实的了。他这等于把那种风景的优美置换成所谓人性的优美,把中国农村风光的相互置换成中国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对民族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美好生活的信心。这种置换即便作为一种艺术包装了的宣传也比较拙劣。而且我觉得用那么简单的方法做这种煽情,那我只能认为他的全部目的仅仅是为美好而美好,他也懒得费多大心思,就弄一个简单的东西端给你。当然,有人会佩服诗情的,诗好像就是简单。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蒙不了人,他那里没东西就是没东西,他最终达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饰就一无所有了。

      老侠:最近报纸上说张艺谋出任了一个模特大赛的评委,保不齐他哪天又玩上服装了,也弄个张艺谋的名牌系列。现今的“腕儿们”都属于全才型,全面开花是时代的潮流。你说一不留神没准弄出个《红楼梦》,但这还是你的本行,是小说。但是其他腕儿们,像赵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传作家,张艺谋一不留神就当了模特大赛评委,陈凯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国庆观礼台……

      王朔:潮流变了,他会换的,但无论怎么换都是为了活着。

      老侠:他现在活着的方式就是必须拍电影,拍着电影就是活着,他对电影真有一种狂热的酷爱吗?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电影《活着》,他要是拍不成电影,我想,他会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着,可能是他的首要问题。活着,拍电影,不择手段地拍,不择手段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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